在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服装特色，再加上古代封建社会思想保守，阶级制度较为森严，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服装上面，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官服。

宋朝的官员们上朝时总是会穿着红色的衣服，脖子上还会挂着一个白色的圆圈，这个看似简单的装饰品背后却暗藏着大大的玄机。

根据史料记载，这个白圈叫作“方心曲领”，这个名词最早在《新唐书·舆服志》出现，从汉代就已经在使用，而它的设计从外貌上来看，上方是一个白色的圆圈连接着下方的小方型，也蕴含了“方心曲领”的元素。不过一开始“方心曲领”的出现仅是为了让官服更加服贴，到了宋朝后，统治者又加入了另外一种概念以巩固其政权，自古以来皇权就和天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套入到“方心曲领”中的话，上圆就代表着天命、下方则为皇权，而这些大臣们就夹在两者之间，为的就是要警醒他们随时注意恪守本分以及君臣之礼。

而宋朝所延伸出的这种“方心曲领”又被不断地沿用至明末，直到清朝时才被废止，此外“方心曲领”也被传到了日本与韩国，当时都可以在他们的官员身上看到类似形状的装饰品，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韩国的传统服装中看见“方心曲领”的身影。

要问哪个朝代的吏治最成功，肯定非宋朝莫属。宋朝出现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包拯这样一些数不清的彪炳千秋的大政治家。宋朝的官员们大多都敢仗义执言，他们的政治人格是最健全的。宋朝官员们的贪腐现象，在历朝历代的比较中，也是最少的。宋朝的农民起义虽然很多，也有官逼民反的现象，但是这些农民起义的规模都不大，而且很容易就被平定了。之所以规模不大，又容易被平定，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员贪腐造成的社会矛盾没有那么尖锐。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想保持良好的吏治，就应该用重典。只有严厉惩治，才能保持风清气正。但是宋朝却很少用重典，宋朝对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比较友善，很少像秦朝、明朝那样严酷杀戮。宋太祖立下的“不准杀文人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碑，虽然并不完全确定其真实性，但是宋朝确实很少对官员进行残酷的肉体处罚。没有进行残酷的肉体处罚，而宋朝却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吏治氛围，那么宋朝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宋朝没有极端的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是皇权制国家，皇权是一种极权。为了加强皇权制的极权力量，中国往往会做严厉的规定，极力限制大臣的权利，提高皇帝的权力。

限制大臣的权力，也就是限制大臣发表观点的权利和自己做主的权力。就算大臣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如果皇帝不同意，你也不能实施，而且你还不准反对。更为吊诡的是，你还不能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你要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博取了“贤臣”“贤王”这样的名声，就没有体现出皇帝的“英明神武”“皇恩浩荡”。这样，你对皇帝就是一种威胁，皇帝就会猜忌你。

萧何当宰相的时候，兢兢业业地做事情，恪尽职守，不谋私利。结果他这样的做法，让刘邦非常猜忌他。萧何最后为了减除刘邦对他的猜忌，竟然开始“自污”，收受贿赂，把自己变成一个“贪官”。而当他变成“贪官”以后，刘邦才对他放心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皇权制的极端统照下，大臣的人格形象是扭曲而变异的。

宋朝不是这样的。宋朝皇帝的权力，相对来说要少得多。

范仲淹向皇帝提建议，皇帝不听，把范仲淹贬谪，连续贬谪了三次。但每次贬谪以后，不是讨厌他，反而是敬重他的忠心，又重新任用他。最后甚至用他当宰相，领导“庆历新政”的改革。

包拯仗义执言，敢于在皇帝面前直截了当地说话，把脑袋都凑进了皇帝怀里，甚至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也没有治他的罪。

正是因为宋朝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张扬大臣的个性，这种追求人格平等的做法，大臣们贪污腐化的情况反而并不多。

二、宋朝大臣有源自内心的道德自律。

我们知道，程朱理学产生于宋朝。

由于一直以来，我们把封建伦理视为“洪水猛兽”，因此，对宋朝产生的程朱理学持普遍贬斥的态度。认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人性的压制，是封建统治阶级束缚老百姓的手段。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应该看到，程朱理学其实是一场源自于士人阶层内心的道德自律。它要求士人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制贪婪的欲望，是士人对道德完善的追求。也就是说，首先是士人...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寒门难出贵子”的声音，可见阶层固化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然而，在宋代，“寒门出贵子”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于这些诗句，我们耳熟能详，而它们正是在宋代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制能够使大量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跨越。

我们知道两宋一共享祚320年，根据统计，共开科118榜，录取人数超过11万人，是唐及五代录取总人数的十倍之多，就连以后的元明清各代，录取人数均无法与宋代相比。

自从科举制从隋代诞生到清朝结束，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像宋代那样产生大量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文明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提到宋代的科举取士，就不得不与唐朝做一个对比，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科举制虽然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并不是一考定终身，完全由成绩决定的。一个人能否高中不仅由他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风评、外貌口才等决定，但更为关键的还是“行卷”与“公荐”。

所谓的“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写的诗文投递给达官显贵，以求他们能够推荐。我们所熟知的唐人朱庆余所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就是表现出其在“行卷”后的微妙心情。所谓的“公荐”则是指公卿大夫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一生未曾参加科考，却供奉翰林，就是因为玉真公主的推荐。我们所熟知的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及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是为“行卷”而作。

这下我们就清楚了，这种制度下，没有人脉，没有社会关系是不成的。这种制度保障了世家子弟的利益，对于寒门子弟相当不公平。晚唐的杜荀鹤就是因为出身寒微导致屡试不第，“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便是对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吐槽。所以在唐代这种社会氛围和制度下，寒门难出贵子是一种必然现象。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制度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考生们需要逐级博弈，方能实现鲤鱼跃龙门。

解试全称发解试，在各州郡、开封府和国子监考试。

考试合格则可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考试，因礼部隶属尚书省，故又称省试。

省试结束以后，就进入殿试环节，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通过即可直接授官，成为天子门生。

此前殿试也实行淘汰制，但自从仁宗嘉佑年间以后就不再淘汰人。就是在这位仁宗皇帝时期，嘉祐二年，出现了“千古第一榜”的奇局。这次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共录取388人，不仅出了苏轼、苏辙、曾巩这“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还有张载、程颢这“北宋五子”中的两位。

之所以说宋代是“寒门出贵子”的时期，就在于其公平性。

欧阳修曾感慨“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之所以这样说就在...

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

老规矩之一：

“官员不入酒肆”

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代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请罪态度又好，差点儿就丢官。

老规矩之二：

“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宋朝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横征暴敛。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身子，但寻遍京城，一无所获。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的这桩心愿。可见，一个不显眼的老规矩，只要执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是至高无上如皇帝的嘴。

老规矩之三：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宋朝执行时间最长、执行效果最好的老规矩，便是那个人人熟知的宋太祖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尽管这条誓词不过是一则祖宗家规而已，但却比任何政策法律都执行得好。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当苏东坡因反对宋神宗改革而几乎按罪当诛时，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