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1617年-1684年)，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方山县)人，清初名臣、循吏。因政绩卓著和廉洁刻苦，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在20余年宦海生涯中，于成龙先后在湖北麻城、黄州生活工作8年。至今，他的很多故事和传说仍在当地流传。

清朝官员于成龙有多清廉？

“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半鸭于公过夜钱，五厘酒价何处拈。”这首在麻城广为流传的民谣，描述的是于成龙在麻城歧亭任黄州府同知时的故事。身为黄州府同知，他生活清贫，廉洁奉公，平时布衣粗食。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说：“本府昔日住合州之时，民物凋残，持廉甚易。今日歧亭衣食丰腴，腐蚀甚易，乃自坚自持尔。”每天早晨，他买一小碗豆腐脑作为早餐。歧亭人说“于公豆腐量太狭”，而他自己却说：“日节一口，月积一斗。”每天夜晚喝酒半壶，价值仅五厘。他卧室的床头摆着一个竹条编成的桌子，下面放着几个酒罐，但大都是空的，他住的府衙也十分破旧。其言其行，尽显清廉之性。一天，他的大儿子于廷翼来歧亭探望父亲。于廷翼原以为歧亭乃膏腴之地，不同于荒凉破败之罗城、合州，于成龙的生活状况一定会好转，不料其父手头仍然拮据，囊无长物，临别时府中只有一只腌鸭，于成龙就割了一半给于廷翼作路途之食。由此民间又传开了这样的谚语：“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

湖北省麻城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彭正元说——

于成龙为官一生清廉自守，多行善政，解民忧、暖民心，在麻城留下了很多口口相传的廉政典故。追古鉴今，学习于成龙那种自律品格、百姓情怀，对于加强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表达的意思指的是如果能做三年的县官儿，可以攒够10万两的雪花银。尤其在清朝晚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几近瓦解，十两银子完全可以挑一个长得很是漂亮的妻子。所以一两银子在清朝晚年的时候购置力还是比力强的。

凭据相关史料纪录，清朝的时候，县衙一年的俸禄是45两银子，折合下来每个月还不到四两银子。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县中从国家拿俸禄的也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吏，教育，训导这6小我私家。而对于人们所熟知的衙役、师爷、轿夫等全部都是知县自己掏腰包雇佣的。那么知县一年才这么多点银子，哪来钱去雇佣这批人呢?知县这点微薄的人为是怎么维持他日常生活的呢?

一、古代地方的知县生活成本是很是低的

虽然知县每年的俸禄不多，可是究竟身份和职位在那放着，因此平时外出消费的时候很少需要自己亲自买单，因为有许多人想要逢迎知县还来不及。

知县若是惠顾自家生意，那简直就是一个活招牌，肯定会让自己的生意变得更好，有了这样的一个广告效应，一般来说知县在衣食住行方面完全不需要自己买单。甚至偶然消费之后，还会获得东家的一点“孝心”。

虽然偶然会遇到一些不太懂规则的店面，可是这种究竟是少的。

因此知县虽然每年的人为比力少，可是维持自家人的日常开销完全足够。

二、逢年过节所收到的礼物要远超国家给的俸禄

虽然知县一年俸禄没有几个钱，但等到逢年过节或家里二老过生日的时候，地方的乡绅贵族自然不会放过讨好知县的时机。

究竟从某种水平上来说，知县可以说是某个地域的土天子了，而这些做生意的商人如果能够逢迎上知县而且能够混个眼熟的话，对于日后的谋划自然会发生许多的利益。

所以可能某一个巨贾一次所给的红包甚至比知县一年的俸禄还要多——而且能够给知县送礼物的人大多都是有身份有职位的人，普通的小商人想要送，未必能够将这份礼物给送到出去。

因此每到过节的时候知县也可以说是收礼收得手软。

三、虽然雇佣的人多，但详细的支出并不是很高

虽然知县是一个地域的最高官员，可是真正替知县执行法律、向老黎民征税的是知县手下的衙役。而这些衙役虽然外貌上是知县拿钱去雇佣的，但实际上就算不给钱，还是有许多人想要挤破脑壳去做的。

因为在税收另有办案的历程中可以捞到许多的油水，所以能够到内里当衙役，是一个他人羡慕的肥差，别说是要人为了，和知县关系不硬或者说给知县送的红包不够的话，还未必能够当上这个衙役。

虽然从电视剧上来看这些人都是跑腿刻苦的，可是实际上他们却是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知县在招了这么一大帮子人的时候，不光不用做出太多的支出，反而还会赚钱。

至于知县的轿夫和佣人支出其实也是用不了几多钱的。

——凭据《红楼梦》这本小说中做出的参考，像贾府这样的大家族内里的丫鬟，级别最高的每个月人为才是二两银钱，而普通的丫鬟则是两个月给一两银钱。像知县家内里所用的丫鬟的级别自然没措施和那种贾府相相比，所以一个丫鬟最多也就是两个月能够获得一两银钱。两个丫鬟...

说起清朝，大家可能都对其有些了解，一是因为清宫剧的火热，二是其年代离我们近。比如说清朝开国前几位的风流轶事，影视剧中都有叙述。在教科书上，近代时期的历史，也占了很大篇幅。显然要论唐宋元明，大家了解的可能较少，但换成清朝，却都能说出一两个故事来。而谈到清朝级别最高的官职，大家就未必知道了。有人会说是，也有人会说是旗主，但这些却都不是最高。今天笔者就和大家来谈一谈清王朝时期最高级别的官职，历史上只有两人担任过。

先来谈谈清朝刚刚统一全国的时候，开国功勋可不再少数。而当时有的官员功劳实在过大，皇帝就给其安排了个铁帽子王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实职，而是一个称号而已。所以开国之初就有八人获得，而此后又有四人拿到过次殊荣。当然尽管是虚称，但铁帽子王比一般亲王在地位、福利待遇上要高一些。

至于八旗旗主，我们知道清朝统治内部就是由这八个旗组成，旗主的地位非常高。比如说正白旗、正黄旗的旗主，势力非常大，而且还在朝担任高官。开国之初，国家的很多大事可不是由皇帝一个人拍板定夺，还得和这些旗主进行商议，而皇帝自身也掌握着好几个旗。显然这些旗主在满人地位中仅次于皇帝，但却不是王朝中级别最高的官员。而且此后皇帝也有意削弱了各旗的势力，旗主的地位大不如前。

其实说到级别问题，最高的还得数摄政王。摄政王一般是在皇帝年幼或者没有能力执掌朝政时，暂替其行使君王权利。一般担任摄政王的，都是皇族内的亲王，也就是皇帝的直系叔伯。而在这数百年历史中，一共有两位亲王担任了摄政王，一位是开国之初的，一位是统治末期的。

先来说一下多尔衮，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皇太极的亲兄弟。清朝入关之前多尔衮早已经打出了名堂，受到皇帝赏识，地位也是众亲王中最高的。而皇太极死后，其实王朝内部不少派系就支持他当皇帝，论实力论才学，都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最后多尔衮没有称帝，而是拥立年幼的福临当皇帝，他自己当摄政王。

亲政之前，多尔衮才是实际的掌权者，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而他也确实有能力，索尼等人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在巩固统治方面，多尔衮采取的多项措施让顺治能够坐稳皇位，确保了其统治地位。不过多尔衮执政过于霸道，顺治和皇后都得听他的，给人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因此其死后，顺治并没有感激他，反而掘了他的坟墓，取消了分封，直到时才被平反。

而载沣当摄政王的时间很微妙，刚好清末。载沣是时期的，皇帝的父亲，朝中为数不多的掌权派。他当摄政王的时候，整个王朝统治已经分崩离析，就算他有能力，也已无力回天。而最后三年，作为摄政王，载沣其实就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最终爆发，他也辞去了摄政王一职。此后日本人想要拉拢他，但他直接拒绝了，并且还驳斥儿子在东北的行为。显然民族大义，他还分得清楚，不像儿子那么糊涂。晚年时载沣一直在处于幽居状态，不问世事，而在全国成立以后，他还把自己的王府让出来，给人民政府办公。

大家都知道，在封建社会时期，朝廷有朝会制度。文武百官穿戴整齐，与皇帝在京城的大殿内共商国是。如果最近没啥大事发生，太监就会宣布退朝。如果有要事讨论，那朝会结束的时间就不可知了。皇帝作为一国之主，如果讨论的渴了、饿了，身旁的太监便会立刻奉上茶和小点心，但大臣们就惨了。

他们常常是饿着肚子硬挺着，即使想上厕所也不敢打报告，而能让他们撑下去的原因，便是他们嘴中含着的人参片。为何官员们在上朝前都不吃早饭呢?小编今天就以清朝为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内幕。

首先是清朝的朝会制度。

清朝皇帝并不是天天上朝，所以官员们也并非天天开会，上朝的周期大概为10天一次。当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例外，这三位皇帝要求臣子天天上朝。而在上朝时，也并非所有官员都有资格觐见，只有京官、三品以上的大臣，才有资格进殿奏事。

朝会制度规定：皇帝上朝一般是在卯时，也就是早上5点-7点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臣可以在5点踩点上朝，他们必须在3点-5点这段时间在宫门外等候。由于满清统治者在入关后将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所以很多汉族大臣都被迫在外城居住。而外城与紫禁城相距甚远，为了能赶上朝会，很多汉族大臣凌晨一点就得从家里出发。这个时间点，恐怕很少有人能吃下饭。

其次是朝廷礼仪问题。

如果大臣们是在家中吃喝完才上朝的，那在上朝的过程中难免会想上厕所。但皇帝和其他人正在讨论国家大事，你贸然举手说要上个厕所，你想皇帝会怎么看?这种行为在古代属于大不敬之罪，是会被砍头抄家的。为了解决生理问题而掉了脑袋，你想想有多冤?

退一万步讲，即使皇帝同意你上厕所，你在偌大的紫禁城都找不到一个能上厕所的地方。别看紫禁城房子众多，但为了避免皇帝和妃子们闻到臭味，当初设计师并没有盖厕所。皇帝和妃子们用的都是恭桶，有专人负责清理。你不可能让皇帝再借个恭桶给你吧?所以为了这些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大臣们通常都饿着肚子上朝。

最后，含人参片的原因。

很多大臣为了上朝都是凌晨从家里出发，一路车马劳顿。到达宫门后，还要等皇帝两三个小时。好不容易挨到上朝，还不一定几点能下班。这般折腾，即使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而且他们为了不在朝堂失仪都不吃早饭，所以为了能够有充足的体力坚持到下朝，他们便口含人参片。皇帝虽然知道了此事，但考虑到朝臣的辛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了。由此可见，古代在京城当官有多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