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中涌现出一个熠熠生辉的范仲淹集团，他们是北宋仁宗朝中期最有志向的一批士大夫，但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他们外放后多年再回朝中，慢慢地学会了“成熟”，似乎活成了他们年轻时最讨厌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

一、新政失败后众人的情谊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富弼等人相继被贬到外地做官，范仲淹集团的其他成员为他们辩解，反而加重了他们朋党的嫌疑，于是反对派便趁机对他们进行打击。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案，范仲淹提拔的青年才俊苏舜钦、王益柔等人，全部受罚，改革派遭遇灭顶之灾。尽管在政治上遭受危机，范仲淹集团的成员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关系。

范圈中的韩琦，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改革态度不太激进，而且与反对派还有婚姻关系，所以成为改革派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贬的。于是，他站出来为众人说话，尤其是建议让富弼专门负责宋辽边境之事，让范仲淹专门负责宋夏边境之事，让他们各尽其才。

范圈中的石介病死在家中之后，韩琦、富弼都对这位高风亮节但一贫如洗的老友家属进行资助，而欧阳修亲自为其写墓志铭并做诗文，痛斥迫害石介的小人。

范仲淹作为改革领袖，对众成员十分关照，他经常写信给变法众人，尤其在信中对韩琦和富弼寄予厚望，鼓励他们养精蓄锐，将来担当重任。范仲淹病逝后，集团成员之间更是诗文唱和，寄托自己的哀思，还为范仲淹的碑文内容多次商量。

二、新政众人的转向

虽然新政众人被贬，但他们确实都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操守，而且仁宗也不是一个昏君。所以，渐渐地，这些人又被全部调回京城。

重新回到京城后，他们的政治态度逐渐变得成熟，最主要的就是不再泾渭分明地把朝中势力分为君子和小人，比较公正客观地看待朝臣。因为在反对派之中，大部分官员并不是所谓的奸臣，只是政治态度相对保守而已。

欧阳修就是一个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典型。他与反对派的代表之一王拱辰本来政治分歧很大，但是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甚至多书信往来。南宋叶适评价：“仁宗初年，尝有党论。至和、嘉祐之间，昔所废弃，皆复湔洗。不分彼此，不问新旧。人材复合，遂为本朝盛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同时，范仲淹集团开始对新政中的表现进行反思。欧阳修当年的政论最激进，但他感受到自己的朋党言论对新政的危害之后，意识到了党争的残酷性，表示希望大臣们能够一心为公，不要党同伐异。

欧阳修与富弼也曾多次通信，说“君子之于临政也，欲果其行，必审其思，审而后果，则不可易而无悔”。很明显，他们都在反思自己当初的政治见解过于草率，缺乏深思熟虑。

至和年间，富弼和文彦博都主张大规模修河，彻底解除黄河水患。但欧阳修一再上书反对，主张不必劳民伤财，只需巩固堤坝就行。此时的欧阳修与年轻时大胆进言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谨小慎微。

嘉佑年间，在富弼等人的倡言下，打算恢复一些新政时期的措施，如方田均税法等，欧阳修也都反对，他说如果大规模地更张制度，必须要经过详细的调查，要重视改革的可操作性。

可以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大部分新政成员，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