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为中国北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庆历三年(1043年)，、、同时执政，、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更定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拉开了序幕。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相同点：

①背景相同，即社会危机：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冗官、冗兵、冗费，财政困难;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

②目的相同：巩固统治，挽救危机。

③作用相同：都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

④结果相同：旧势力强烈反对，失败。

⑤性质相同：是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进行局部调整的改革。

不同点：

①中心内容不同：庆历新政的中心是整顿吏治，王安石变法的中心是理财。

②措施不同：庆历新政主要在政治上，如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王安石变法包括理财、军事、取士等措施。

③失败原因不同：王安石变法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宋神宗死后，新法被废除;庆历新政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失败。

④影响不同：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面;庆历新政对缓和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时间太短作用...

庆历新政中涌现出一个熠熠生辉的范仲淹集团，他们是北宋仁宗朝中期最有志向的一批士大夫，但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他们外放后多年再回朝中，慢慢地学会了“成熟”，似乎活成了他们年轻时最讨厌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

一、新政失败后众人的情谊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富弼等人相继被贬到外地做官，范仲淹集团的其他成员为他们辩解，反而加重了他们朋党的嫌疑，于是反对派便趁机对他们进行打击。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案，范仲淹提拔的青年才俊苏舜钦、王益柔等人，全部受罚，改革派遭遇灭顶之灾。尽管在政治上遭受危机，范仲淹集团的成员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关系。

范圈中的韩琦，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改革态度不太激进，而且与反对派还有婚姻关系，所以成为改革派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贬的。于是，他站出来为众人说话，尤其是建议让富弼专门负责宋辽边境之事，让范仲淹专门负责宋夏边境之事，让他们各尽其才。

范圈中的石介病死在家中之后，韩琦、富弼都对这位高风亮节但一贫如洗的老友家属进行资助，而欧阳修亲自为其写墓志铭并做诗文，痛斥迫害石介的小人。

范仲淹作为改革领袖，对众成员十分关照，他经常写信给变法众人，尤其在信中对韩琦和富弼寄予厚望，鼓励他们养精蓄锐，将来担当重任。范仲淹病逝后，集团成员之间更是诗文唱和，寄托自己的哀思，还为范仲淹的碑文内容多次商量。

二、新政众人的转向

虽然新政众人被贬，但他们确实都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操守，而且仁宗也不是一个昏君。所以，渐渐地，这些人又被全部调回京城。

重新回到京城后，他们的政治态度逐渐变得成熟，最主要的就是不再泾渭分明地把朝中势力分为君子和小人，比较公正客观地看待朝臣。因为在反对派之中，大部分官员并不是所谓的奸臣，只是政治态度相对保守而已。

欧阳修就是一个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典型。他与反对派的代表之一王拱辰本来政治分歧很大，但是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甚至多书信往来。南宋叶适评价：“仁宗初年，尝有党论。至和、嘉祐之间，昔所废弃，皆复湔洗。不分彼此，不问新旧。人材复合，遂为本朝盛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同时，范仲淹集团开始对新政中的表现进行反思。欧阳修当年的政论最激进，但他感受到自己的朋党言论对新政的危害之后，意识到了党争的残酷性，表示希望大臣们能够一心为公，不要党同伐异。

欧阳修与富弼也曾多次通信，说“君子之于临政也，欲果其行，必审其思，审而后果，则不可易而无悔”。很明显，他们都在反思自己当初的政治见解过于草率，缺乏深思熟虑。

至和年间，富弼和文彦博都主张大规模修河，彻底解除黄河水患。但欧阳修一再上书反对，主张不必劳民伤财，只需巩固堤坝就行。此时的欧阳修与年轻时大胆进言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谨小慎微。

嘉佑年间，在富弼等人的倡言下，打算恢复一些新政时期的措施，如方田均税法等，欧阳修也都反对，他说如果大规模地更张制度，必须要经过详细的调查，要重视改革的可操作性。

可以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大部分新政成员，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