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后，逐渐成为国家选拨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后的唐、宋、金、辽等朝皆大力推广，并结合统治需要，建立了完备的科举体系，对后世科举取士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到了元初时，科举却突然中断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托雷的先后带领下，蒙古军队对金、欧洲东部诸国、西亚诸国、南宋等的征伐，控制了辽阔的领土面积。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效仿中原的典章制度，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作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蒙古贵族“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特点并未完全改变，仍然倚重蒙古贵族的军功吏才，统治阶层和儒臣对是否采行科举取士存在很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提议，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宣布“行科举”，此时距元世祖攻灭南宋已经有三十四年之久，这是自科举创立以来中断时间最长的一次。

元朝关于实行科举的讨论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最为激烈。元朝建立之后，随着统治的版图在中原地区迅速扩展，元世祖忽必烈及部分蒙古贵族对中原文化的认知程度明显加深，科举作为影响中原地区士子的重要制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有不少大臣提出应当以科举取士，并且说明科举取士的重要性。元世祖也认为科举是良法，准备下令实行科举，并且要求中书省和翰林学士议定科举程式，然而诏令并未被付诸实施。尽管如此，通过多次讨论，基本确立了元朝科举考试内容，即重经义，轻诗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忽必烈时期关于采行科举的争论可以看作是元朝实行科举的酝酿。

元成宗即位之初，即将实行科举制度提上日程，即位诏书就要求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王恽是力主实行科举取士的儒臣，他在给刚刚登基的元成宗上奏《守成事鉴》中列有“选士”一条，建议尽快恢复科举取士制度。

尽管王恽请求朝廷迅速恢复科举，但他并不主张草率实行科举，他认为实行科举的前提是恢复和发展官学教育，以便使科举选拨的人才具有真才实学，他甚至认为需要将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直接关联起来，这不但能选拨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且可以促进官学教育的发展，这适合元初需要大力发展官学教育的实际情况。然而，王恽等人的呼吁并未让科举得以恢复，科举取士仍然停留在讨论阶段。

元初之所以长时间没有实行科举取士，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贵族对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抵制是其内在原因。正如翰林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在《吏治五事》之四《学校》所言：“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然则无怪乎选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

在程钜夫看来，尽管皇帝下圣旨要恢复科举，皇帝非常迫切地希望通过选拨有才能的人任官，但是总有一些奸佞之人背地里阻止，导致每次的讨论都是无果而终。而“阴沮”之人主要是部分蒙古贵族。

蒙古贵族之所以会如此抗拒科举取士，主要是担心通过科举制度选拨的儒臣会危机本民族的专制统治，以及个人私利。蒙古贵族在长期的征伐过程中，任命了大量的蒙古贵族为官员，...

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的考试科目也很多，主要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此外还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由于参加礼部省试的举人不断增加，太宗以后，礼部省试录取的也相应扩大，每次至少要有百名左右。但有的考生多次省试通过后却在殿试中被黜落，不免产生怨恨之心，还有当时逗留在京师开封的科举落第举子常有六七千人，遇到国家有事不能正常进行科考时，他们就可能耽搁数十年找不到出路，有时便酿成考生闹事事件，这对统治者都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宋仁宗于嘉佑二年(1057年)决定，此后殿试一律全都录取。录取名额可多达五、六百人。与唐朝不同，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考在前等的很快就可以获得。

宋朝科举制度的这些变化、发展，表明了封建统治者在极力笼络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助于巩固其政权。

元朝是公元1271年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蒙古统治者实行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当时把全国分为四种人：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各少数民族;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四是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国家的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上层分子担任，因此科举考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各级考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分开考。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和南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四种人都考策问一道，但前两种人仅限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和南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在考试内容上，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而汉人、南人的题目比较难。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考试，取中后授予的官职可以提高一等。

这些规定都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在科举制度中推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

元代科举始于元太宗窝阔台时期，窝阔台采纳谋臣耶律楚材“用儒术选士”的建议，于1238年举行了“戊戌选试”，共录取4030人，但不久后即中止。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朝廷围绕科举兴废问题展开反复讨论，虽然王鹗等人主张恢复科举，许衡也制定了“选举之制”，但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

直至元仁宗延祐年间，才“斟酌旧制而行之”。1315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这时距离元朝建立已达半个世纪了。此后，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步进行。

元代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等人：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三是汉人;四是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

举行科举考试时，元代制定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不仅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开考，而且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四种人都考试策问一道，但只要求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和南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另外，在考试内容上也有分别，出给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做，出给汉人、南人的题目比较难做。放榜时，蒙古人、色目人列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称为“左榜”，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品秩为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为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为正八品。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考试，录取后的待遇可提高一等。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八月二十二日为第一场，二十三日为第二场，二十六日为第三场。第一场蒙古人、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蒙古人、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试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汉人、南人试策一道。

会试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人到大都会试。二月初一试第一场，初三试第二场，初五试第三场，第一场蒙古人、色目人试经问五条，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以朱熹《四书集注》作答题标准;汉人、南人试明经二问，同样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以《四书集注》为标准，并参以己意作答，要求三百字以上。另试经义一道，《诗经》以朱熹注为标准，《周易》以程颐、朱熹注为标准，《尚书》以蔡沈注为标准，要求五百字以上。第二场蒙古人、色目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要求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汉人、南人试策一道，在经史时务内出题，要求一千字以上。

从考试内容和答题要求可知，元代开始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立论依据。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还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此后，经明代直到晚清，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标准维持了将近600年。

元代科举...

中国历史一脉相承，其中元朝是中国历代中疆域最大的，但是元朝同时也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掌权的大一统王朝。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施行了许多种族不平等的政策，这从古时候人才选拔的基本途径——科举制中变可见一斑。

科举制度士人的打压及地位的初步恢复

科举制度自隋唐一代开设以来，一直是选拔士人进入官场的重要手段，但是元朝初年，蒙古人并不重视传统士人的价值，将他们与普通的农民同等看待，身份低下，生活十分悲惨。

据《元史通略》记载：“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者，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

直到稍通汉学的官员解释之后才稍稍得到些许尊重，元初重臣耶律楚材曾经向元太宗进言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此番进言之后，元朝终于开始重视儒生在政治中的作用，允许他们进入官场。

据史料记载：“世祖以廉为京兆宣抚使，国制为士者无奴隶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着籍为儒。”

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虽然元朝开设了科举制度，但是有元期间，真正凭借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儒生寥寥无几，以至于很多儒生甚至“不屑而自甘没溺与山林之间”，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想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元代开设科举的时间极短，因此科举的次数极少。元代的科举制度在仁宗皇庆二年时定制，而在延祐二年才首次开科取士，着距离南宋亡国以及过去了四十年，之后到了元顺帝至元元年的时候便被废止，前后不过二十年，其中每三年一次，这样的科举次数在历代间都是最短的。

其二，即便中举，能够真正踏上仕途的人也不多。在仁宗在位期间，“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九。”可见科举的录取率实在低的吓人，除了刚刚开设科举的仁宗年间，即使到了元顺帝时期，官场中的官员们也极少是出身于科举的儒生，这样低的录取率难免会让读书人失望。

据《续通典》记载：“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

其三，在录取率如此地的情况下，由于科举分为两榜，因此真正招收的汉人其实更少，而录用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许多是通过舞弊中举，其能力与学识均十分不堪，着进一步打击了汉人的参试热情，最终终令科举废止。

据史料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为文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中央行政中的不平等

元代的中央行政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直接领导六部的工作，而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行使监察的职能。在三省六部之外，设有丞相统领中央行政的日常事务。在整个元朝期间，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职位，汉人是不能担任的，参政知事这样的工作，在元中叶之后，汉人也逐渐变少。

在丞相位置上，即使色目人也几乎不被启用，整个元朝，只有三名丞相不是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