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作文吧，作文一定要做到主题集中，围绕同一主题作深入阐述，切忌东拉西扯，主题涣散甚至无主题。相信写作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科举的作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论科举制度作文 篇1

8月21号，我和妈妈去了夫子庙的科举博物馆。

科举博物馆分南馆和北馆，我们先去南馆参观，进了南馆，走到了长廊里，我们看见了状元牌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状元名单，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杜牧、白居易、王安石、文天祥等状元。走进长廊我们看到了“一路连科”糕模、“状元跨马”糕模、“状元及第”铜镜、“五子连科”银饰、“连升三级”银饰等等。参观完南馆我们又到了北馆，在北馆我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讲怎样审音，审音是通过口音来检查有没有人中国的科举考试检查很严，考前要仔细搜身，带去吃的食物要切成薄片，以免里面有夹带，毛笔不能太粗，砚台不准太厚、带进去的篮子要用竹子编成，必须编的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不能太密，防止夹带……仔细搜查完后，考生们就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着各种用品和食品。这时贡院的大门就关上了，考生对号入座。考期结束前不能离开，就是失火也不能离开。我们参观完室内来到了室外，只看见有一排排小屋子妈妈告诉我这就是号舍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南京的江南贡院有2万多间号舍，这个号舍长5尺，宽4尺，高8尺，它是完全敞开的。

参观完科举博物馆让我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所了解，知道了南京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场，清代中国的状元有一半以上是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的。

论科举制度作文 篇2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为了钱和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最终和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儒林外史》教会了我要大方，不能贪小便宜。

论科举制度作文 篇3

农家的气息

昨天,我带着儿子、女儿去了大姐家。没有了父母,姐姐家成了我唯一...

考试录取政策有歧视的现象，古已有之，早成惯例。拿古代科考录取政策来说，就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和歧视性，尤其是在蒙古人当家的元朝，不仅有地域歧视，还有民族歧视，元朝科考录取政策很有些变态。

现在，大陆的高考录取还存在地域差别：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的录取分数线，一定会低于其它地区。考生如果户口落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就能比较容易考上清华北大，可是如果他很不幸地生在了河南、山东，那么难度就大多了。

从考试公平的角度讲，这是极大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就像现在的很多同类现象一样，也是古已有之，早成惯例。

比如说，在唐朝，秀才考举人，各府各县的考题都差不多，考试时间也一样，录取率却有天壤之别——首都长安的举人录取率竟然是河东地区的十倍以上，是陇右地区的三十倍以上!当年柳宗元送别一落榜考生，赠言里有这么一句：“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指的就是唐朝录取政策存在地域歧视，首都的录取指标极高，其它地区的录取指标极低。

再比如说，在宋朝，举人考进士，长江以北地区考生少，录取指标却高，长江以南地区考生多，录取指标却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给皇帝写报告，说“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录取率仅有1%，而“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录取率高达10%。可见当时南方考生考中进士的难度是北方考生的十倍，地域歧视之明显，超过秃子头上的虱子。

到了元朝，科举考试中不仅有地域歧视，还有民族歧视。元朝是蒙古人当家，不用说您也能猜到，当时蒙古人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其分数线必定远低于汉人考生。这且不说，连考题也有难易之别，蒙古人的考题简单，而且只考两场，汉人的考题极难，还要连考三场。这种考试政策非常变态，其目的就是要拉开民族差距，把汉人和南人踩在脚底下，把蒙古人和色目人拱到天上去。元朝末年有个文学家叫徐一夔，老家在浙江天台，据他回忆，自从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以来，浙江天台就很少有人考上举人。为啥?是天台考生成绩差吗?当然不是，是当时的录取政策太变态而已。

明朝的录取政策取消了民族歧视，但是试卷不统一，南方考生的试题难，北方考生的试题易，边远地区考生的试题更容易，还是不公平。我在明人笔记《疏虞杂事》中读到过一个小故事，说在正德三年，陕西某地一考生本是文盲，竟也考中了秀才，而且他一没行贿，二没找枪手，他爸爸也不是当官的，能让他凭借势力和关系滥竽充数。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他们那儿的试卷太容易了，谁能写出一个字，谁就能做秀才。这位考生一个字都不会写，拾起粪叉在地上拖了一下，监考的大喜：嘿，这不就是个“三”字嘛!

中国历史一脉相承，其中元朝是中国历代中疆域最大的，但是元朝同时也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掌权的大一统王朝。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施行了许多种族不平等的政策，这从古时候人才选拔的基本途径——科举制中变可见一斑。

科举制度士人的打压及地位的初步恢复

科举制度自隋唐一代开设以来，一直是选拔士人进入官场的重要手段，但是元朝初年，蒙古人并不重视传统士人的价值，将他们与普通的农民同等看待，身份低下，生活十分悲惨。

据《元史通略》记载：“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者，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

直到稍通汉学的官员解释之后才稍稍得到些许尊重，元初重臣耶律楚材曾经向元太宗进言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此番进言之后，元朝终于开始重视儒生在政治中的作用，允许他们进入官场。

据史料记载：“世祖以廉为京兆宣抚使，国制为士者无奴隶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着籍为儒。”

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虽然元朝开设了科举制度，但是有元期间，真正凭借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儒生寥寥无几，以至于很多儒生甚至“不屑而自甘没溺与山林之间”，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想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元代开设科举的时间极短，因此科举的次数极少。元代的科举制度在仁宗皇庆二年时定制，而在延祐二年才首次开科取士，着距离南宋亡国以及过去了四十年，之后到了元顺帝至元元年的时候便被废止，前后不过二十年，其中每三年一次，这样的科举次数在历代间都是最短的。

其二，即便中举，能够真正踏上仕途的人也不多。在仁宗在位期间，“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九。”可见科举的录取率实在低的吓人，除了刚刚开设科举的仁宗年间，即使到了元顺帝时期，官场中的官员们也极少是出身于科举的儒生，这样低的录取率难免会让读书人失望。

据《续通典》记载：“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

其三，在录取率如此地的情况下，由于科举分为两榜，因此真正招收的汉人其实更少，而录用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许多是通过舞弊中举，其能力与学识均十分不堪，着进一步打击了汉人的参试热情，最终终令科举废止。

据史料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为文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中央行政中的不平等

元代的中央行政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直接领导六部的工作，而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行使监察的职能。在三省六部之外，设有丞相统领中央行政的日常事务。在整个元朝期间，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职位，汉人是不能担任的，参政知事这样的工作，在元中叶之后，汉人也逐渐变少。

在丞相位置上，即使色目人也几乎不被启用，整个元朝，只有三名丞相不是蒙古...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劝学之语流传甚广，为读书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荣华的美好前景。其实这两句只是断句，出自的《励学篇》，原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赵恒等宋朝皇帝为天下学子指明了一条飞黄腾达的康庄大道，同时也在制度上进行了保障。宋朝与不同，唐朝考中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得到官职，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但宋朝只要通过了省试、殿试，马上就会授予官职，“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所以宋朝学子们的读书热情异常高涨，对皇家也是感恩戴德。真宗赵恒还追封弟子颜回等10人为公爵，封曾参等62人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为天下学子治学志贤树立了榜样。

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赵恒执政期间在继承太宗施行的锁院、封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制度，施行了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组织得更加严密。锁院制度是指考官自接到任命起一直到放榜之日，必须待在落锁的贡院，不许出来，断绝其与外界联系，防止请托事项发生

封弥制度是将考生答卷卷首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防止考官给熟人送人情。但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有关系的考生之手，所以到了宋真宗赵恒时又推行了誊录制度，规定考生的试卷要由专门人员誊录成副本，把副本交考官评阅，防止考官、考生之间利用字迹或特殊标记来串通作弊。

为了防止考官营私舞弊，宋代专门施行了“别头试”制度，规定考官与应试者有亲戚关系时，考官必须回避，另派他人主持考试。考试前考生的座次必须排好，张榜公布，考试时考生必须按榜就座，不得移动、调换位置。还设立了监门官、巡铺官，入场时严格搜查，入场后巡回监察，一旦发现应考者将书籍、小抄等带入考场，或者有不遵守考场纪律等行为，会立即加以处罚。

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调动了学子们的读书积极性，对朝廷收拢士人之心、维护封建统治发挥了一定作用。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寒门难出贵子”的声音，可见阶层固化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然而，在宋代，“寒门出贵子”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于这些诗句，我们耳熟能详，而它们正是在宋代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制能够使大量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跨越。

我们知道两宋一共享祚320年，根据统计，共开科118榜，录取人数超过11万人，是唐及五代录取总人数的十倍之多，就连以后的元明清各代，录取人数均无法与宋代相比。

自从科举制从隋代诞生到清朝结束，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像宋代那样产生大量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文明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提到宋代的科举取士，就不得不与唐朝做一个对比，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科举制虽然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并不是一考定终身，完全由成绩决定的。一个人能否高中不仅由他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风评、外貌口才等决定，但更为关键的还是“行卷”与“公荐”。

所谓的“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写的诗文投递给达官显贵，以求他们能够推荐。我们所熟知的唐人朱庆余所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就是表现出其在“行卷”后的微妙心情。所谓的“公荐”则是指公卿大夫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一生未曾参加科考，却供奉翰林，就是因为玉真公主的推荐。我们所熟知的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及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是为“行卷”而作。

这下我们就清楚了，这种制度下，没有人脉，没有社会关系是不成的。这种制度保障了世家子弟的利益，对于寒门子弟相当不公平。晚唐的杜荀鹤就是因为出身寒微导致屡试不第，“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便是对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吐槽。所以在唐代这种社会氛围和制度下，寒门难出贵子是一种必然现象。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制度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考生们需要逐级博弈，方能实现鲤鱼跃龙门。

解试全称发解试，在各州郡、开封府和国子监考试。

考试合格则可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考试，因礼部隶属尚书省，故又称省试。

省试结束以后，就进入殿试环节，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通过即可直接授官，成为天子门生。

此前殿试也实行淘汰制，但自从仁宗嘉佑年间以后就不再淘汰人。就是在这位仁宗皇帝时期，嘉祐二年，出现了“千古第一榜”的奇局。这次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共录取388人，不仅出了苏轼、苏辙、曾巩这“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还有张载、程颢这“北宋五子”中的两位。

之所以说宋代是“寒门出贵子”的时期，就在于其公平性。

欧阳修曾感慨“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之所以这样说就在...

在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失败是很正常的，就算是通过采用成熟的西方宗教而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仍然失败了，不过，即使李自成没有被清朝击败，我都怀疑他是否能够在中国北方站住脚跟并形成有效控制。

简而言之，李自成的失败，是因为他的冲动和情绪化，这使他的眼光无法长远，而且他的智囊团，也是一样的短视，无法给他足够的情报和建议，造成这两者变成这样的原因，有个共同的因素：国家的科举考试制度。

对于执政者或政客来说，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盟友，了解他们是基本常识，但李自成似乎对此不是很明白，他作为社会底层人士，他受腐败的明朝政府、大地主的压迫而遭受了很多痛苦，所以他非常憎恨他们。

古代科举考试因此，当他占领北京时，他不仅拒绝使用这些老官僚，还逮捕了他们，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甚至杀死了他们。其实，这些家伙可以帮助李自成建立新秩序、新政府，但李自成把他们变成了敌人。李自成智囊们的思想觉悟也不比他高多少，他们本应该知道这些并阻止他，但是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做法可能更过分，因为他们可以从没收的财产中受益。

李自成的失败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建设者朱元璋，他是一位农民，他成为皇帝后，改革了国家科举制度以控制社会精英，人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无用的书籍上(可以说是一种应试教育)，只是为了试图通过科举成为皇帝的忠实仆人，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为了利益低下头干任何的事，无论王朝多么腐败，他们都无意参加叛乱。

遭到朱元璋打造的这种社会环境，给李自成的影响很大，是使他失败的关键因素，因为他是这种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他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知识，这使他目光短浅。因此，作为他的智囊团，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精英，对他可能也不感兴趣，因为他的智囊团也是该社会体系的一些“失败者”，将熊+兵熊，那李自成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李自成想成功，那很简单，他只要与明朝的老官僚合作，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处决一些非常糟糕的人，那么这些老官僚可以帮助他完成剩下的工作，就像他们为后来的清政府服务一样，前提是他需要对阶级斗争有所了解

想必大家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范进中举》这篇文言文，这篇文言文是出自于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儒林外史》，范进是他虚构的一个人物，但是官职却不是虚构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历史上究竟是多大的官职，会让范进中举后高兴地发疯?给你你也会发狂。

《范进中举》的作者吴敬梓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当时的清朝属于最鼎盛的时期，而吴敬梓的一生却并不顺利。他出生于科甲的家族中，见惯了官僚豪绅，后来清朝又用武力镇压起义，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又大力发展科举制度来笼络知识分子。

吴敬梓就恰恰是反对腐朽科举制度的人。因此在《范进中举》文章中充满了作者吴敬梓对这种制度的讽刺。在文章中，范进是个软弱卑微，又虚伪求名的人，甚至在进白庙的时候还被村民鄙视殴打，范进将他所有的青春都消耗在科举上面，因此可见科举考试制度对清朝的文人毒害十分深。

范进一连考了几十年，从未中举，而且在这些年月中范进从不为家中付出一丝一毫，心安理得地做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生，他的家中没有米，只有一只鸡，就连数九寒天，范进也只有一件单衣。因此当他得知中举后，数十年的苦楚屈辱以及高中后的喜悦向他的大脑扑来，他竟然出现了短暂的疯癫现象。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范进的岳父从来都不给予他一个好脸色，但是在得知范进高中后，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殷勤讨好，平时对范进不屑一顾的邻居百姓也都纷纷对他阿谀奉承，范进中了进士，又考选御史，数年后又钦点山东学道。

这个职位放在现在就相当于是教育厅厅长，吴敬梓虽然没有写出范进位居高位之后的情况，但是按照范进的性格，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随波逐流，奉承上司，但以他软弱的一面来看，他也不会做太坏的事。范进这一类人无疑是当时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可谓是十分悲哀。

古代选拔人才、官吏的主要制度就是科举制，科举制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不仅拓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让大量的寒门子弟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晋升统治阶级的“渡轮”。科举制无疑是我国古代众多伟大发明项目之一，推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大功劳。

科举制，一般认为创立于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标志着它正式的诞生，科举制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科举制历史悠久，对古今中外影响深远，堪称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教育遗产。

科举制发展到明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朝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明之前，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只不过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而到了明朝，要参加科举考试，进学校学习则成了硬性指标，必须之路，也就是说明朝将学校教育纳入到了科举体系，主张“科举必由学校”，只有接受学校教育取得出身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明朝将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采取八股取士制度，不过八股文的诞生和流行，也预示着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走向僵化和没落，也标志着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

江西作为中华文化大省，历来涌现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名人。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智慧的光芒，为华夏文明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他们也是科举制的受益者，历史上的江西作为科举大省，很多江西有为之人通过考取功名进入了官僚阶层，尤其在明朝更是达到了顶峰。

公元1404年，江西在科举制度上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科举考试奇迹：在该年的科举殿试当中，江西人一举拿下当年科考的前七名，他们分别是状元曾棨、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第四名杨相、第五名王环、第六名王训、第七名王直，此壮举也堪称创造了千年科举考试的神话。

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江西就出了三十多位宰相，而考取了进士功名的则多达2724人，占据进士总额的九分之一，留下了“满朝文武半江西”之美誉。整个明朝时期，在朝廷为官者江西人比比皆是，名载史册的大臣亦是车载斗量，《明史》甚至如此说道：“国初馆阁莫盛于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