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痛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他的思想焦点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俗淳”的雄伟理想。他嫉恶如仇、同情人民，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履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念书和周游时期(35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厥后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划分，就没有时机再晤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35-44)
杜甫在长安落选，后向天子献赋，向朱紫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随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期间写有《兵车行》、《丽人行》等品评时政、讥笑权贵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履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到达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45-48)
安史之乱发作，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临杂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厥后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下来，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48-58)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北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力安宁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串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他的诗具有富厚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辽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气势派头，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考究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详见文末《杜甫在律诗艺术上的创新》)。杜甫还继续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挣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杜甫的影响从古至今，早已超出了文艺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