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达“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同一天，光绪帝又下谕申明了变法的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行使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如今，回顾百余年前的这段戊戌维新，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戊戌变法是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远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中国大变、快变。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措施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它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退一步说，就算没有慈禧的干预，这场维新运动也不会走得太久、太远。

然而要是将戊戌变法一棍子打死显然也是不公平的，短短103天的维新运动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贡献也是巨大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戊戌维新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

中国本来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体制和英、法等国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比起来已经大大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抵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经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经意识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法制炮造船，开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改变旧制度，只想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长处，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义。

维新派的先进之处，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改变根本无法挽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专制农业国，改变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所以他们主张要“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范围。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斥了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动乱、腐败的根源。因此，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将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就尖锐指出：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而且他们尽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斥清朝的统治“如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

尽管维新派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