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留下了这一句响绝千古的名句，从古至今，无论是在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勇士存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难免会误入歧途，总有人顶着惊涛骇浪，为民族大义和国家长生逆风前行。

他们做英勇争斗的勇士，但是当真正的死亡到来，也未必是所有人都能够坦然面对的。1898年的9月28日，在北京的菜市口，就有这样的六个人为民族大义而失去生命，但是当真正面对最终的结局，他们的反应，也是迥然不同。

民族危机

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在中国迅速萌芽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鸡飞狗跳，而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是不如乐观，清政府还在苟延残喘，国家处于危难存亡的关键时刻。

十九世纪末，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各个资本主义列强国家都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错误决策而导致国家发展进程落后于世界脚步的中国，自然就成为他们眼中紧紧盯住的一个猎物。

资本主义侵略使得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成为一块块被列强瓜分的殖民地。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面对着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更是让国家难以喘息，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化的深渊。

而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的工厂，使得列强能够得以将自己的资本一步步输入中国，这无疑于打破了中国自然经济发展的平衡，但是与此同时，无疑于对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城乡商品经济自然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而就在这个时刻，洋务派这为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因此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而这也恰恰为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建立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但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将洋务运动的一切努力和美好愿望全部打碎。这证明了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在救中国的伟大愿望面前还是太过单薄。就在这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人提出想要救中国不仅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还要去学习他们的思想文化，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来救中国。而戊戌六君子也是在这时初露锋芒。

戊戌变法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无疑也是戊戌六君子前进导向的明灯，他们提出了“托古改制”的口号，提出了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于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儒家学说结合起来，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思想，在当时也可以说是轰动一时，这也为之后的维新变法奠定了基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们的这个思想十分先进，但是却依然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色彩，这无疑是一大弊端，也是他们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

戊戌变法中提出的维新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当时地许多有着爱国热情地知识分子和新鲜思想地开明官僚，使得维新变法的声势一步步扩大，是戊戌变法能够最终得以实施最为关键的人物，也最终致使了戊戌六君子的悲惨结局。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戊戌变法行动实施的导火索，《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