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春秋战国历史正式开启。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形成了春秋五霸。不过，针对春秋五霸具体是哪五个诸侯国的君主，目前还是存在多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认同度最高的有两个版本。按照介绍，一种是司马迁在《史记》给出的观点：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种版本《荀子·王霸》中提出来的，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那么，“春秋五霸”有两大版本，哪种说法更靠谱?对此，你怎么看呢?

首先，在周平王东迁洛邑，周王室的实力明显下降。在周天子衰微的背景下，秦国、晋国、齐国、楚国等大国不断扩张，促使东周王室已经无法控制这些诸侯国了。特别是郑庄公小霸之后，各个强大的诸侯国几乎都希望称霸中原。而这，促使春秋五霸出现了多个版本，也即因为不少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导致诸侯霸主也是更迭频繁，加上春秋这一历史阶段历时数百年，各个诸侯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所以，一开始称霸的诸侯，不一定能坚持到最后。比如齐桓公之后，齐国就从霸主的宝座上跌落了。

在此基础上，春秋五霸形成了两大版本，一种是司马迁在《史记》给出的观点：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种版本《荀子·王霸》中提出来的，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对此更同意第二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春秋五霸有两种观点，但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三位是没有争议的。就齐桓公来说，是春秋五霸之首，在春秋初期，齐桓公这位君主九盟诸侯，三平晋乱，平复卫国，驱逐戎狄。

在齐桓公之后，晋文公重耳任用贤能、强大晋国;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勤王败楚、称霸春秋。特别是在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重耳退避三舍，击败了强大的楚国，开启了晋国霸业。在晋文公之后，楚庄王北上争霸，邲之战击败晋国，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位列春秋五霸。在此基础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在春秋五霸中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而争议的焦点则是秦穆公、宋襄公和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上。其中，就秦穆公来说，主要的成就是让秦国称霸西戎，但是，因为晋国的阻隔，秦国根本没有机会向中原地区扩张。至于宋襄公，在和楚国的较量中兵败受伤，最终身亡，显然缺乏称霸的硬实力。

最后，与此相对应的是，就吴王阖闾来说，吴王阖闾九年(前506年)，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昭王出逃，也即吴国的实力强大到差一点就消灭楚国了。至于越王勾践，在消灭吴国后，越王勾践以兵渡淮，会齐、宋、晋、鲁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南)，迁都琅琊，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由此，在自身实力上，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是要明显强于秦穆公、宋襄公。特别是越王勾践，在消灭吴国，会盟诸侯后，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肉，承认越王勾践诸侯的“伯”(霸主)。所以，笔者更认同“齐桓公、晋文公...

一听到霸道、霸主、霸气、霸王、霸权、恶霸、霸占等等词语，人就会感到一股杀气，冷气。“霸”字本是假借“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盟主。《荀子成相》中曾记载，“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那么，春秋五霸到底指的是哪几个人?

在《荀子王霸》中，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唐代成书的《史记索隐》，又把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合称为五霸。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荀子》中的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为何是“五”这个数字

五是中国文化中，与“三”字性质相仿的数字，其概数用法，远超确数用法，古人常用“三五”来指代大概、也许等没有确定数量的规模。

自春秋战国语境之后，“五”经常被用来列举一些礼仪性、抽象性、形式性的概念，比如"五行"、"五方"、“五脏”、“五帝”、“五色”，而且，这种种不同的“五x”，甚至还可以相互对应：

五行：木、火、金、水、土

五方：东、南、西、北、中

五色：青、赤、白、黑、黄

五季：春、夏、秋、冬、春夏之间

五味：酸、苦、辛、咸、甘

五情：怒、喜、悲、恐、思

五帝：伏羲、炎帝、少昊、颛顼、黄帝

这种列举方式，源自齐国方士&阴阳家，集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此说在汉代，随着儒家的兼容诸子和道家的形成两大思想进程，而逐步融入儒道两家的语境，五霸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春秋五霸的“霸”怎么理解

霸，在汉语语境中历来都不是一个“好褒奖”。霸字的评判，往往以实力足以掌握局势为准，往往不含有道德推崇意味。换言之，霸主，虽然获得实力认可，但其道德则被不置可否。这是先秦原儒激烈抨击霸道政治路线的结果：

孔子虽然对齐桓公与管仲很推崇，但仅仅市在华夏文化对外层面推崇其保佑华夏之功，至于其在华夏文化之内的尊卑礼制层面，孔子虽未直接批评齐桓公，但孔子对晋国霸业的种种抨击，足见孔子之态度。

孟子面对战国局势，则直接高举三王之道的大旗，批评五霸乱序，把战国乱局的出现直接归咎于五霸所代表的霸道上。

春秋五霸生平事迹

齐桓公，姜子牙的后代，故而姓姜，氏吕，名小白。单听名字，他似乎很是文弱，然而他却是第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的人。齐桓公的为君之路辉煌而又艰辛。

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王在位时，齐国一片混乱。为了躲避祸患，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陪同下出逃，公子纠在管仲等人的陪同下出逃。齐襄王被杀后，他们兄弟二人争夺王位。在赶回齐国的路上，小白被管仲射中身上的带钩，小白假死，躲过一劫。

在齐国贵族国氏、高氏和莒国的支持下，小白即位，被称为齐桓公。上位之后，他准备杀掉管仲。鲍叔牙说服齐桓公，留下并竭力举荐管仲。后来，正是有了管仲帮助，齐桓公在齐国大力进行改革，推动国家军政合一、兵民合一，齐国国力日益强盛。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齐国将宋、陈、蔡、邾四国国君聚集起来，共商平息宋国内乱，史称“北杏会盟”。第二年，齐桓公组织陈、蔡二国一起攻打背叛北杏会盟的宋国。齐桓公八...

许多人将秦朝之前的那段大分裂时代称为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也不能算完全正确。因为严格来说，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代，其中作为划分这两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史称“三家分晋”。那么问题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事件那么多，为什么三家分晋具有划时代意义呢?其实给出这个定义的人就是历史大咖司马光，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划分依据是什么。

司马光在他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开篇就谈到了尊崇礼制的重要性，他认为天子之所以可以统领万民，根本原因在于礼制维系着整个国家的纪律纲常。只有当大家达成共识认为：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各守本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司马光提出了天子最重要工作就是维持礼制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

当然，光空谈理论，不举例子的书不是好书。因此《资治通鉴》开篇在简短讲述了礼制的重要性后，马上进入主题写出了导致礼制被彻底破坏的“三家分晋”事件。

晋国原是春秋最强大的诸侯国，到了晋出公在位时期，晋国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世袭正卿的智氏家族的手中。公元前453年，身为卿大夫的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联合灭掉了智氏家族。此后韩、赵、魏三家掌控了晋国的大小事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任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其地位与晋国国君平起平坐，晋国自此名存实亡，直到公元前376年被韩、赵、魏三家彻底瓜分。这便是“三家分晋”的大致经过。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谈到，晋文公当年对周朝王室立有大功，于是他请求周襄王在他百年之后赐予王者的葬礼，周襄王当即拒绝并说道：“这是国家的典章礼制，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样的事情，这也是叔父(晋文公)所厌恶的啊。如果不然的话，叔父自己也有封地，尽管行王者的葬礼好了，又何必请我赏赐呢?”晋文公听完这番话后心生畏惧，不敢再提此事。当时周天子的实力已非常弱小了，与晋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像晋文公这么强势的国君却也不敢僭越礼制。

同理，诸侯国中那些强势的卿大夫完全有实力驱逐他们的国君，但始终没人敢这么做，不是因为力量不够，更不是于心不忍，而是他们害怕僭越之举会引发天下人的众怒。

然而，“三家分晋”事件发生后，周天子不申斥，却反而将韩、赵、魏三家从卿大夫提升至诸侯的地位，周王室的礼制是被周天子自己给破坏完了。既然君臣之间的礼制被破坏，天下人便以实力争高下，过去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因此，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之前，礼制尚可维系的时代定义为春秋时期;将“三家分晋”之后，礼制彻底破坏的时代定义为战国时期。这便是春秋战国分界线的由来。

我们在看春秋到秦汉时期的影视或者小说时，都会提到一个词语-“礼崩乐坏”，但是没有彻底说明这个词语的意思，也就是大概了解，但你知道为什么秦汉时期的古人会把这个词语记录在历史典籍里呢?

春秋时期到秦朝的统一这段时间之内是我国历史上分裂最长的时期，各个诸侯轮流争霸，虽然局势动荡，但也是开疆扩土这一重大的时间点。因为战乱导致了对“礼”的重视，而这个字刚开始的意思是指祭祀中的仪式，后来演变成为人际交往中的礼仪。而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度也和它密切相关，周天子、诸侯王、大夫、士等这些身份等级制度都是来自于“礼”，同时又制礼作乐和通过一系列的礼仪使得各个等级的秩序得到固定，而等级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也有了明确可知的规章制度。

但这个制度却在春秋、战国这战乱时期被打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个时期由于周王朝失去了对天下的掌控和对诸侯王的震慑导致天下大乱，各个有实力的诸侯开时吞并相邻的小国家，根据统计这段时间内灭亡的国家多达52个，而到战国时期剩下的七国基本上爵位都不是很高，但初期所封的公爵全部都被吞并，而七国中齐、燕、魏、韩、赵都是侯爵，疆域最大楚国却是子爵，最后统一全国的秦国却是伯爵，这使得周礼中固定的等级制度被严重破坏，这也是秦汉时期文人大呼礼崩乐坏的原因之一。

除去阶级制度的破坏，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弑君，典型的例子-赵武灵王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争夺权力而被他最偏爱的二儿子困在沙丘活活饿死，还有在《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越王朱勾弑父、鲁幽公为其弟所弑、宋炀公被侄子宋厉公所杀、鲁懿公被侄子伯御所杀等等，这样的弑君事件前后多达52次，可以想象这个时代是有多混乱，君臣之间没有敬忠，父子之间没有尊重、孝心，使其局势动荡的同时礼仪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直到汉武帝时期，为什么他会主选儒家，除开其他的各个因素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对“礼”的观点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对后世王朝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我们现在提倡的“尊老爱幼”的礼仪却是在那个在那个时候种下的。

王充在《论衡·定贤》中说到西汉吾丘寿王的任职问题。吾丘寿王起先在汉武帝身边任“待招”，汉武帝让他从董仲舒“受《春秋》”，因为“才高，通明于事”，以后又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去当东郡都尉，且“以寿王之贤，不置太守”，他这个都尉，可谓一身兼二任，军政双肩挑，别的都尉或太守是“两千石”，他是“四千石”。吾丘寿王上任之后，东郡的政局却无丝毫起色，“时军发，民骚动，岁恶，盗贼不息”。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子在朕前时，辐凑并至，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至连十余城之势，任四千石之重，而盗贼浮船行攻取于库兵，甚不称在前时，何也?”看来，汉武帝对此不仅大失所望，而且迷惑不解：在他身边时，“辐凑并至”，颇有谋略，乃是“天下少双，海内寡二”的奇才，这才委以重任，去了之后竟然一筹莫展，岂不令人费解?

吾丘寿王在汉武帝身边之时，如何“通明于事”，“辐凑并至”，王充没有说，查阅《汉书》，并无所获。只知道他年轻时，是因精通格五棋而被召入京侍奉汉武帝的，从董仲舒“受《春秋》”也很有悟性。此外就没有“通明于事”，“辐凑并至”之例证了。被诏回武帝身边改任光禄大夫之后，倒有两件事，或许可见他的“才干”与“谋略”。

一是关于丞相公孙弘“民不得挟弓弩”之奏言的驳议。吾丘寿王说：古时创制矛、戟、弓、剑、戈五种兵器，“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他说他只听说过“圣王合射以明教”，未曾听说“弓矢之为禁”。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六艺”，“射”乃其中之一，可以《诗》、《礼》等经书以及孔子之言为证。他又说，秦并天下之后，“销甲兵，折锋刃”且无济于事，“民以锄梃相挞击，犯法滋众”。所以，“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如今“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汉武帝用他的这番话问难公孙弘，公孙弘无言以对。

二是关于汾阴所得之“宝鼎”是否“周鼎”的问题。群臣皆贺“陛下得周鼎”，唯有吾丘寿王“独曰非周鼎”。这使汉武帝大为扫兴，于是“召而问之”，并警告说：“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吾丘寿王“安敢无说”，他回答得很妙：“周鼎”是上天对“始乎后稷，……成于文、武，显于周公”的“周德”之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汉自高祖以来，“昭德显行”，武帝“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如今所得之“宝鼎”，是“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这番说辞，大有“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之戏剧效果。拍马的技巧远在群臣之上，难怪龙心大悦，“赐寿王黄金十斤”。

以上二事，可见吾丘寿王能言善辩，善于引经据典，说古道今;投其所好，能够出奇制胜，不落欲套。想必此前汉武帝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能耐，看着顺眼，便以为是“天下少双，海内寡二”的奇才了。

我由吾丘寿王，想到汉宣帝时的龚遂。也是因为“岁饥”而“盗贼并起”，已使“二千石不能禽制”，丞相、御史一起推荐了龚遂出任渤海太守。此公年逾七旬，形貌短小，看着就不顺眼，汉宣帝根本瞧不起这个小老头，一番关于“治”与“乱”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