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结束了辽、金、宋、大理、吐蕃、西夏等诸国并立的混战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与政治制度对应，元朝的赋税制度也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有许多特异之处：

元朝赋税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对蒙古族税收从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丛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女真人负担重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元朝赋税的第二个特点是轻课工商业的政策。元朝对军户、匠户、站户实行优待，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工商业税率较低，这就促使了元代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元朝还重视盐税，使商税和盐税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元朝赋税的第三个特点是赋税征钞制。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说明元代货币经纪发达，国家已经以钞为法定通货。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还实行包税制(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负担，是一种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的税制。

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元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

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