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汉代初年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税赋率，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就是从50%降到约6%，景帝时又改成三十税一，与民休息。同时改革法律，废除很多残酷的刑罚，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关进监狱，砍手砍脚。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汉武帝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个喜欢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汉武帝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非常想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压力，各地开始造反，西汉差一点儿亡在他手里。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继续用黄老之术来作为指导思想。黄老无为，而他是"大有为"。但是也没法继续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已经臭名昭著。

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其实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和大一统专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