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个在汉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开启了汉代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而且也对于黄老之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就是大力发展儒学和孔子学说而贬低其他学派的学说，对于其他学派的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个话题，还应该分两方面来对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之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不利于汉代思想的繁荣，也不利于汉代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但是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汉武帝上任之后，大一统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而出现的，所以汉武帝在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整个汉代的大一统趋势大大加强，不仅思想文化得到统一，就连社会生活方面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出统一趋势，为汉代统治基础的奠定打牢基础。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消极影响，也有人认为有积极影响，其实这件事在汉代思想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开启了之后皇帝禁锢人民思想的先河，也使得汉代国力大大增强，开始向大一统迈进。

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也成为后来历史学家考证的热点话题，根据史记的记载，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于元光元年提出的，当时这个独尊儒术理论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他是汉武帝的心腹，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后来被汉武帝很快采纳。

关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这个话题，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的议论，因为《史记》上的记载是，董仲舒在光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34年第一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从此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具体的实行时间没有在史书上有明确的说明，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只有一个大概的范围而没有明确的回答。

后代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就是发生于公元134年，在这一年中董仲舒第一次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接连向汉武帝上了好几道奏折要求他进行一些有效措施，虽然实施措施的时间不明确，但是独尊儒术的理论第一次被汉武帝听到就是在公元134年，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就是公元134年，也就是元光元年。

虽然汉武帝是在公元134年贯彻落实独尊儒术的理论，但是之后历史学界并没有对汉武帝具体实施措施的时间给出明确的回答，所以只能够猜测汉武帝独尊儒术时间是在元光元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介绍

一直以来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历史学家一个难解的话题，现在很多人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了质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也成为后来人热议的话题，其实历史学家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很复杂，其中包括来自汉武帝方面的因素，也包括当时汉代刚刚建国，社会...

提到董仲舒，大部分人会想到汉代由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深深影响了后面的几朝几代，甚至今世，何不曾想，作为一名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做出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根据《春秋》所延续出的“天人感应”论更是为汉代的帝王统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是独尊儒术的基础。

一、天与人的涵义

“天”的涵义，据多家学说来看，最完整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劳思光等为代表提出的的五义说：他们认为“天”可以有五种意义，依次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和“道德之天”，这就像“天”是这个世界广义的一部分，也包含了我们作为人所需要的一切，生存所需的食物，容纳我们所需的天地，主宰着天覆地载的力量，指导着人们言语行为的道德准则。

而“人”的涵义，则有王明的观点，为两重，一是人的生命，包括生命的来源、成长和死亡;二是人的生活和行为，包括生活的穷、通、苦、乐，行为的吉、凶、善、恶等。在我看来，这个是最通俗简单的解释，人可不就是由生至死的生命个体，其间穿插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行为决定、悲欢苦痛、，从而形成了每个人独特的生命轨迹，进一步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大命运。

多重的涵义，丰富的义韵，让天人问题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围绕对象。北宋邵雁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更是要“究天人之际”而撰史，可见“天人问题”贯穿了古代整个的学术界，甚至是科学界，为古代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的基本问题。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前身的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无前人之奠基而无以追溯，而这源头则可以寻到原始社会时期，那时的人们顺应、依赖自然而得以生存，对自然的畏惧使他们具体化自然的种种现象，或天神，或土地神，将他们制成图腾来进行崇拜，这便是天、人之间最初的沟通形式——祭祀，但这并非之前所提的唯心主义思维即感性思维，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乞求与敬畏。

真正要有精神上的联系那是在后来人们进入农耕社会后，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的生存经验使得人们将他们供奉，有了寄托性的精神因素在里面，也有了通灵的鬼神因素在里面，人们将祭天与祭人相结合，就更有了与“天”沟通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巫术等都是意图用意志来求得平安、获得温饱，而这些为神的先人就是人格神。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皇权治国，天子出现了。天子，天之嫡长子，权利神授，秉承天意而治理天下。这当然是统治者为巩固地位而向人们传播的控制意识，但当时所形成的“天人宗教”提示着天子极大的能力——上可控天雨，下可丰庄稼，甚至是战争胜败都由天子所掌控，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但只要丰年雨顺，胜战连连，就是天子行使天的意志的功劳。由此可推出当时统治者的治理离不开神乎其神的占卜，“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此时殷商的人们从信奉多个神演变为了信奉一个“至上神”。

天子：人民心中的至上神

综合以上几个转变时期，可知，“天”的发展由最初的自然之神发展为了具有...

其实，当汉朝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当时历史走向的一个大方向。

这是汉朝从形式上统一全国，物理上统一全国，最终到精神上统一全国的一种演进。

首先，汉高祖刘邦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统一全国。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汉高祖刘邦在诸侯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2个大一统王朝汉朝。

虽然他继承的是秦朝的制度，但中央集权的程度和秦朝那是没办法比的。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全国设立了36个郡，各郡的郡守都是由秦始皇任命，并且向秦始皇直接负责。但汉朝统一天下之后，原来山东六国的土地上，基本上恢复了诸侯国的建制。

当然，这些诸侯国的国君基本上都是刘邦的亲戚和勋贵而不是六国旧贵族之后，但毕竟还有非常大的自主权。比如，在封地内可以任免官吏，收取租税、制造钱币和拥有军队。

所以，除了秦国的旧地之外，当时天下大部分地方还属于诸侯林立的状态，刘邦只是从形式上统一了天下。

七国之乱之后，汉朝从物理上完成了天下的统一。

由于汉初是形式上统一，天下各诸侯国的权力特别大，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之后，有一些诸侯国就开始野心勃勃想要夺取天下了。

所以，汉景帝时期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当然，七国之乱也和汉景帝想要削弱诸侯国的权利加强中央集权有关系，是汉朝朝廷和地方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的一个产物。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地方诸侯国的势力遭到了重创，诸侯国再也没有能力威胁到汉朝的朝廷了，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让汉朝从物理上统一了整个天下。

汉武帝完成了精神上的全国统一。

汉武帝继位的时候，手中的大汉王朝几乎已经可以做到如臂使指，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统一起来。

虽然当时汉朝以儒家和道家的黄老之说为主流，但各种各样的学说学派仍然在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

汉武帝如果想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就要对全国进行统一。

此时，汉武帝面临着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和儒家多种学派的选择。

最终他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这种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那么喜欢儒家呢?

我的看法是：儒家最符合帝王驾驭万民。

首先，儒家学说有着血性的一面。

那个时候的儒家学说，可不是宋朝以后的文弱形象，当时儒家也崇尚暴力，并且把暴力变成了一种美学，提倡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提倡的是“君子之仇，十世而斩”。

这也为汉武帝打匈奴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次，儒家学说提倡忠诚。

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儒家学说就特别看重晚辈对长辈的忠诚，臣子对君王的忠诚。

所以，孔子看到天下乱成一锅粥，都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儿，心里非常愤恨和不满。

这种学说非常有利于汉武帝驾驭万民。

最后，儒家非常注重仪式感，显逼格。

儒家学说，不是孔子生创出来，它的源头是周朝的礼法制度，比如儒家六艺就是周朝的君子六艺。

孔子在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演练周朝的那些礼仪，所以他的学说仪式感特别强。

当一件事儿仪式感强的时候，就非常显逼格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成立了70年，经过几代人的演进，到汉武帝时期自然对礼仪...

我们知道汉代初年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税赋率，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就是从50%降到约6%，景帝时又改成三十税一，与民休息。同时改革法律，废除很多残酷的刑罚，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关进监狱，砍手砍脚。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汉武帝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个喜欢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汉武帝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非常想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压力，各地开始造反，西汉差一点儿亡在他手里。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继续用黄老之术来作为指导思想。黄老无为，而他是"大有为"。但是也没法继续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已经臭名昭著。

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其实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和大一统专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

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首，一封将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汉武帝刘彻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汉书·武帝纪》

正是这封奏疏，开启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因此，对上疏建言的卫绾，明代学者杨慎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绾之相业，他无闻焉。而此一节，加于萧、曹一等矣。《史》称汉帝之美，罢黜百家，绾之功何可少哉?

——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

杨慎以为，就凭这封“罢黜百家”的奏疏，卫绾对西汉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贡献就要超过萧何、曹参等名相。这个结论，我私意以为下得或许有些草率。倒不是说“罢黜百家”的奏议不够分量，正相反，它给予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无论做怎样的估计都不嫌过分。

但这份奏议始于谁的主张，《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错综复杂，却很有做一番考据与推敲的必要。遽然将“罢黜百家”的“版权”归于卫绾，恐难令人信服。《史记·儒林列传》载：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史记·儒林列传》

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王臧接受过严谨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西汉鲁《诗》学派的嫡传嫡子。早在汉景帝时期，王臧就担任过太子少傅，作为东宫属僚而与刘彻结下君臣之缘。虽然后来因为史籍失载的某个原因而被免职，但刘彻刚一嗣位，王臧就上书宫掖，再获恩遇，并于一年之内超迁至郎中令。

至于赵绾，他和王臧同是鲁国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够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与王臧的引荐有关。照《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王臧、赵绾在朝中占据要职后，儒学对汉武帝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这才引发了汉武帝诏举贤良、罢黜百家的后事。

至于罢黜百家的奏疏为什么是以卫绾而非王臧、赵绾的名义提出的，这恐怕不能解释作卫绾与王、赵二人所见略同。因为卫绾从前就是个在戏车上表演杂技的贱役，不学无术，更谈不上对儒学有何洞见。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侍君醇谨、绝而二心。司马迁说：

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想当年，孝景帝为了给未成年的儿子刘彻遴选得力的股肱，可算费尽了心机。功臣如亚夫，戚属如窦婴，孝景帝对他们都不放心，最终独把这个忠贞不二的卫绾指给儿子，以为将来新朝的辅相之选。此次卫绾上奏，要求罢黜百家，我推测更有可能是出于汉武帝的授意。

换句话说是王臧、赵绾引导汉武帝服膺儒学在先，而后汉武帝遂有了罢黜百家的念头。只不过这个动议由卫绾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实原因是什么吗?

仁人志士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最有成就的一个，当然就是孔子。如以旧日的礼法制度来论，孔子可说是一位点石成金的守旧派。孔子眼见大厦将倾、满目疮痍，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要挽狂澜，唯有重建传统礼法，恢复全面的秩序，从这一点我们说孔子是守旧派。但他这守旧，并不是顽固的复古，而是保留旧有的形式，赋予了高深的意义、进步的内容。唯其有进步的内容，才能解决新的问题;唯其有高深的意义，才有追求的价值。这正是孔子点石成金的高明手段——以“述”为作。

在已有条件下最优的适应独尊儒术是带来益处的，解决了思想混乱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会消耗，保持长时间的大一统行政提供可靠的依据。最大限度的提升了人口上限，获得至今仍受益的人口红利。或许这才是中国文明不是古文明的最可能原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有很多，对董仲舒个人而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是他升官发财的主要工具，也是他讨得皇帝欢心的工具，而对于汉武帝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好迎合了他大一统发展的需要，所以汉武帝必须要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综合来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汉武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王权统治。

对历代最高统治家族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利。对普通百姓不利，对社会的进步大大不利。华夏人民思想的落后始于独尊儒术，统治者培养犬儒，但是这个时候儒学是文武兼修落后不是很明显，到了宋朝自废武功，程朱理学对儒学的进一步扭曲，形成奴性很重的“传统文化”。

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却只是在表面承认了儒家的社会地位，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儒家依然不受待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期，儒家才真正在政治上崛起。如果说秦朝政治是法家为主导思想，那么汉朝政治主导思想就是由法家到儒家的演变过程。

我们常说汉承秦制，但实际上，汉朝只是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保留了下来，但是汉朝也对自己的官僚制度做了本土化的调整，其中调整最大的就是三公中丞相的地位。

汉朝的丞相中，最著名的就是汉初的萧何。萧何在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被委以重任。在刘邦死后，还辅佐了刘邦的继任者汉惠帝一段时间，可谓是位极人臣。

不过纵观整个汉朝时期，大部分的丞相都很憋屈，甚至有不少丞相都不得善终。

西汉在武帝时期产生了内外朝制度。就是将当时中央行政机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皇帝近侧的内朝，内朝官员官位普遍不高，但却负责检阅筛选奏章，有直接向皇帝献策的权力，并且负责传递皇帝的决策;另一部分就是原本三公所代表的外朝，武帝将三公，尤其是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将决策权交给了内朝，而外朝仅保留了执行权。

后来到了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丞相连执行权都没了。丞相，成了一个调节德运风水的职位。

武帝时期，采取了董仲舒的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使得原本在秦朝备受打压的儒家，开始走上了政治前台。

不过在这个时期，虽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掷地有声，让我们觉得儒家终于开始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其他学说真的被罢黜了，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此时的儒家只是在名义上走向了前台，但还不是事实上的主流学派，在政治上不是主导力量。儒家真正成为国家主流，还要等到汉元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推崇的其实是和秦始皇一样的法家。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追求中央集权，他也与秦始皇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过他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手段比秦始皇更加高明，也更加隐蔽，他的做法是：为法家穿上了儒家的外衣。

汉武帝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推举贤良与孝廉，提高儒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重用一大批法家官僚——酷吏。

武帝时期共十三位丞相，只有公孙弘一人顺利度过他的职业生涯，在丞相位置上寿终正寝，其他人下场都很惨，要么被免职，要么被斩首。

公孙弘非常明白，一直努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汉武帝需要一个怎样的丞相，所以他秉持着无为理念行事，他在任期间，就是请贤论事和供养门客，其余什么也不做。而他之所以从那么多的官吏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他儒生的身份和他的名声。

而所谓的酷吏，是指执法时不掺杂私情，忠于国家法律，无条件服从皇帝命令的官吏。史记中《酷吏列传》记载了11人的传记，而其中10人来自汉武帝时期。

张汤作为武帝时期酷吏的代表人物，他在担任的是廷尉，就是当时的司法部长时，先后审理了淮南王、横山王、江都王的谋反案。

汉朝由于实行的是郡县与分封并行的郡国制，中央可以管辖郡县，但无法干涉诸侯王的事情。追求中央集权的汉武帝，一生都在致力于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