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首，一封将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汉武帝刘彻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汉书·武帝纪》

正是这封奏疏，开启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因此，对上疏建言的卫绾，明代学者杨慎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绾之相业，他无闻焉。而此一节，加于萧、曹一等矣。《史》称汉帝之美，罢黜百家，绾之功何可少哉?

——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

杨慎以为，就凭这封“罢黜百家”的奏疏，卫绾对西汉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贡献就要超过萧何、曹参等名相。这个结论，我私意以为下得或许有些草率。倒不是说“罢黜百家”的奏议不够分量，正相反，它给予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无论做怎样的估计都不嫌过分。

但这份奏议始于谁的主张，《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错综复杂，却很有做一番考据与推敲的必要。遽然将“罢黜百家”的“版权”归于卫绾，恐难令人信服。《史记·儒林列传》载：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史记·儒林列传》

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王臧接受过严谨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西汉鲁《诗》学派的嫡传嫡子。早在汉景帝时期，王臧就担任过太子少傅，作为东宫属僚而与刘彻结下君臣之缘。虽然后来因为史籍失载的某个原因而被免职，但刘彻刚一嗣位，王臧就上书宫掖，再获恩遇，并于一年之内超迁至郎中令。

至于赵绾，他和王臧同是鲁国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够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与王臧的引荐有关。照《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王臧、赵绾在朝中占据要职后，儒学对汉武帝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这才引发了汉武帝诏举贤良、罢黜百家的后事。

至于罢黜百家的奏疏为什么是以卫绾而非王臧、赵绾的名义提出的，这恐怕不能解释作卫绾与王、赵二人所见略同。因为卫绾从前就是个在戏车上表演杂技的贱役，不学无术，更谈不上对儒学有何洞见。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侍君醇谨、绝而二心。司马迁说：

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想当年，孝景帝为了给未成年的儿子刘彻遴选得力的股肱，可算费尽了心机。功臣如亚夫，戚属如窦婴，孝景帝对他们都不放心，最终独把这个忠贞不二的卫绾指给儿子，以为将来新朝的辅相之选。此次卫绾上奏，要求罢黜百家，我推测更有可能是出于汉武帝的授意。

换句话说是王臧、赵绾引导汉武帝服膺儒学在先，而后汉武帝遂有了罢黜百家的念头。只不过这个动议由卫绾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