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诗歌大家，王安石的诗歌有何特点及不足?
历代一些诗评家认为，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成就是超过他的散文的。其诗现实性强，题材广泛，长于说理，精于修辞，风格道劲，但亦不乏情韵深婉之作;当然，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以及堆砌典故的习气，他亦末能避免，而且在这方面还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王安石那些政治性很强的诗作，提出了当时不少尖锐应予解决的社会问题。《河北民》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篇什。它写靠近辽和西夏边境上的唐民，终年耕织所得，却被朝廷征去献给敌人作为“岁币”。同时，还为官吏所迫而婴为修治黄河服役，纵遇大旱，也不能免。
他们逃荒到了南方，南方虽为丰年，可那里的百姓亦因税赋重重而“自无食”，哪能赈济外来的灾民呢?这里，触及北宋积贫积弱、外患内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揭露是深刻的，忧虑是深沉的，同情是在人民一边的，体现了一位政治改革家的锐敏眼光和不平凡的抱负。一些咏史怀古之作，都有借古喻今之旨，因而每每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力量，侧面地点出了某些社会矛盾问题。例如在《明妃曲》里，诗人不仅一扫过去诗中有关王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看法。如白居易《昭君诗》云：“汉使却回传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他在勾绘王昭君这一古今艳传的绝代佳人形象时，着重抒写她独去异域、眷顾祖国的凄苦无告的痛苦心情，而且更深刻的是在结韵“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里，尖锐地提出了在封建社会中普遮存在的妇女受欺凌、遭踩躏的问题。特别是还委婉地押击了封建朝延代代相袭的残忍的宫女制度，当然从中对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穷愁潦倒的同情亦不无曲折的流露。如此写玉昭君，对诗人来讲，是达到了以古喻今目的的;同时，也合乎历史人物的内心实际，并非外加的思想意义。还有某些咏物诗或风俗诗，显然也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并体现了诗人的政治抱负和刚毅性格。
前者如《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后者如《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一些政治性很强的诗(包括一些律诗和一些古风诗)，由于受韩愈险怪诗风的影响较深，也就常学韩诗大发议论和引用僻典的作法。于是不免就出现相当严重的散文化、议论化和堆砌典故的缺点。如果说《明妃曲》在这方面还不甚显著的话，那么《河北民》一诗就较为清楚了。就是《登飞来峰》和《元日》这样的七绝短章，亦有理性胜乎感性的之感。至于《兼并》、《省兵》，更是“纯乎议论”之作。
前者论土地兼并之弊，后者论裁减军队的方略，虽然从中也能表现诗人的进步社会理想，然而形象苍白，寡情乏味，不合诗歌主情的要求。的确，他往往把散文化的句法和字法引进诗中，这也是他从韩愈那里学来的。比如，韩诗用过“或”字排比句，王安石《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就用了“或昏眠委翳”等四句，《用前韵赠叶致远》更连用“或撞关以攻”等十二句。这样的“或”字句，不合乎传统五言诗句式上二下三两个节拍的要求，变成上一下四了，这样作就使得诗歌愈加散文化了。
王安石诗歌的散文化，还表现在一些诗里常用助词，如“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李玉章下第》)诗中充满之、乎、者、也、哉、耳之类的助词，实在不足为训。王安石本来主张“用事”时要反对“编事”的作法，“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见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一《窥园》诗注)可是在他的一些长篇的创作里(有时短制也未能免)，堆砌典故、摹仿前人诗句的情况仍为常见。钱钟书先生评述王安石诗歌时，明确指出：“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事情，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
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功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宋诗选注》48页)诗歌的这种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到了江西诗派诗人手中，更成了风气。看来，王安石的诗歌在这方面的缺点，同欧阳修的诗歌一样：也是产生了不良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