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过江的中原土族被称为“侨姓”，东吴的旧姓，则被称为“吴姓”。此后南北对立情绪主要表现为吴姓和侨姓的对立。对侨姓来说，为了民族和家族的生存，要被迫来到这块自己的战败者的土地。于是，昔日战胜者的自豪与今日丧失放土的难堪，以及恐南人不容自己的担心等，相互融合，使他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而吴姓对侨姓则既有恐惧、戒备，也有鄙夷、敌视以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而二者的对立情绪，由于王导等人的努力，已经由表面化开始向潜在的方面转化。

晋元帝

包括琅邪王在内的侨姓大族，本来对过江就十分勉强，所以在行为上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如卫玠在准备渡江的时候，“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见《世说新语·言语》)这种对过江极不情愿的心情，固然有不忍故国流落他人之手的因素，但如联系长期以来南北的对立情绪，就不能排除后者所带来的顾虑。从吴亡归晋到永嘉后琅邪王过江，已经三十多年。可是当司马睿过江以后，竟对吴人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见《世说新语·言语》)说明南北隔阂之深远。元帝的“怀惭”，也许既有对昔日中原人过分狂妄的忏悔，也有对长期以来对双方关系合睦缺乏远见的反省。

新亭对泣

不仅晋元帝如此，当时的过江大族每至暇日，经常在新亭借酒浇愁。一次，周顗望着江南的山河说：“这里的风景与北方也 没什么两样，但却有山河之异的感觉。” (见《世说新语·言语》)其实，南北的风景倒是相差很大，周顗真正慨叹的潜台词是，即使这里的风景与北方完全一样，也觉着这不是自己的家乡。可见南人固然不附，不以北人为同胞，北人也同样不以吴土为国土。虽被迫迁此，终有寄人篱下之感。周顗的话，说明北人已明白表示不愿立足江东。而晋室要苟延残喘，又必须借寓江东，积蓄力量，以求一逞，这样就必须解决吴姓侨姓的关系问题。

王导

平心而论，当琅邪王带着部属来到南方时，其安定局面的建立，困难的确很大。由于陆机兄弟子侄的被害，由于三吴旧家大族近年的际遇，以及数年来南北人们心灵上的抵牾，要在南人痛恨北人的颠峰时代与之相安，确非易事。然而，在王导“以吴制吴”和宽纵大族怀柔政策指导下，琅邪王终于解决了吴姓侨姓间的团结问题，至少是表面的团结。吴姓政治待遇和地位的改变，对二姓间的心理机制产生了复杂而又微妙的影响。对吴姓来说，王导辅政后，的确使他们在各方面得到一些既得利益，再象从前那样跟中原人对着干，于道义、于自己的生存都不利;对侨姓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在南方立足，以求复国之机。为此，才不得不尽可能表现出对吴姓一视同仁的态度。应当承认，这种表面上对立情绪的缓合，对稳定东晋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二姓间的对立情绪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心灵的鸿沟并不象有形的裂痕那样容易缝合，而且即使缝合了，印记总还是存在的。王导辅政二姓间的对立和隔阂，在表面上是少多了，但仍存在。

陆玩

如王导过江后为了笼络吴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