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康熙皇帝驾崩的第七天，雍正皇帝下令将康熙传位遗诏公布天下，宣布明年为雍正元年。随即，关于雍正皇帝继位合法性的议论，铺天盖地的涌来。雍正七年，雍正皇帝趁着“曾静案”的契机，编纂《大义觉迷录》，用以“自证清白”。

但是，在诸多清朝官方文献记录，和《大义觉迷录》中，有着对于雍正皇帝继位过程的诸多疑问，而就是这些疑问让雍正皇帝刻意“自证”的行为，更显欲盖弥彰。

本文依据清朝官方记载文献为论证蓝本，从文献缝隙中寻找蛛丝马迹，对雍正皇帝的“继位合法性”问题，一探究竟。

疑点一：康熙皇帝驾崩当日的时间漏洞

关于康熙皇帝临终时的情形，我们先来看下官方记载：

1、《清史稿·本纪八·圣祖本纪三》记载：

十一月戊子，上不豫，还驻申昜春园。以贝子胤祹、辅国公吴尔占为满洲都统。庚寅，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甲午，上大渐，日加戌，上崩，年六十九。

2、《清实录》中的《康熙朝实录》和《雍正朝实录》记载是一致的，我们以《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之一》记载为例：

至是月戊子。圣躬不豫。因回驻畅春园。庚寅。以冬至届期。将大祀于南郊。命上恭代行礼。至甲午、丑刻。圣祖疾大渐。遣官驰召上于斋所。且令速至。是日、上问安、进见五次戌刻。圣祖宾天。

我们再来看下，雍正皇帝用以“自证清白”的《大义觉迷录》中，对于康熙皇帝临终之际的记载：

《大义觉迷录》记载：

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

根据清朝官方文献的记载，康熙皇帝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病危。当时，皇四子胤禛正在天坛斋所，康熙皇帝以“症候日增之故”向当时在场的隆科多和诸位皇子宣布了传位遗诏。

同时康熙皇帝下令将于天坛斋所的皇四子胤禛召回。

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在十三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下达了召回皇四子胤禛的命令。

我们再来看下皇四子胤禛是什么时候到达的畅春园清溪书屋?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三百》记载：

皇四子胤祯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祯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也就是说，皇四子胤禛是在十三日上午的“巳刻”，也就是上午九点多才赶到畅春园。

从天坛到畅春园的直线距离仅有16公里，就算是绕路也只有20公里左右。在如此紧张的关键时刻，皇四子胤禛在如此短的距离中，就是用了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闻召驰至”的?

这明显是一个巨大的漏洞，这八个小时里面，皇四子胤禛干嘛去了?

疑点二：康熙皇帝驾崩之前，为何如此安排皇四子胤禛

按照《清史稿》、《清实录》、《康熙朝起居注》和《大义觉迷录》对于皇四子胤禛在康熙皇帝感到身体不适返回畅春园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大体为：

庚寅。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