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个历史悠久的词汇，简单到不能在简单的词汇，但它的名字一经提及，就会让人产生无限的恐慌与畏惧。每当瘟疫到来，就像是地狱里的死神来到了人间，持着那明晃晃的镰刀，在人们毫无防备之下，悄悄地将人类的灵魂收割而走。

在华夏大地生活的劳苦民众，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会遭遇瘟疫的光顾，由于历来医学发育缓慢，致使每一次瘟疫的到来，都是以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结局收场。

早在周朝时便有了关于瘟疫的文献记载。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天官·冢宰》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这无疑表明了当时的瘟疫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即使有当时专业的疾医医治，可一年四季仍然都在发生。姜子牙世孙吕不韦撰写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也记载了一段当时疫情严峻的文字，“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的《素问·刺法论》一篇中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还有《素问·本能病》篇中也记载：“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表明了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变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等特点，并且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开被传染的风险。

至三国后，曹植的《说疫气》更是描绘出了当时疫情下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其文中这样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也印证了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里的叙述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包括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虽然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只是简单的说是是岁大疫，但也无法溟灭这段令人闻风丧胆的梦魇般。当然，死亡者大都是一些贫困潦倒、食不果腹的下等民众，至于那些豪门贵族与摆朝弄权的官宦达人们，深府大院的三餐美食促使他们几乎不缺乏任何营养地摄入，巧妙的用自身强健的免疫力抵隔住了这场瘟疫的侵袭。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哀叹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曹丕这句凄凉的话语，让人对著名文学大家‘建安七子’的命运悲痛不已，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在这一场浩荡的瘟疫下一时俱逝。从汉桓帝刘到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就发生了流行性疫病十七次之多。可见当时三国疫情的趋势是何等凄惨，这无疑是历史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