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積澱着無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詩作。在中華民國時期，悼亡，對革命者來說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魯迅詩作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魯迅在此詩中除使用「健兒」一詞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學，而主要是寫詩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詩的前兩句乍看起來和悼念摯友似無關聯，全然是在寫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緒的格調來看，彷彿還不免有些壓抑和低迴。「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說明詩人近時的心境不如過去亢奮，已經被壓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連花開花落、人事榮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點微波和漣漪了。這顯然是反語，是極言壓迫已經超出了可以負荷的程度；只好聽之任之。作者魯迅在《南腔北調集（守常全集）題記》一文中說過：「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爲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衆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於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遺·上海所感》中又說過「初看見血，心裏是不舒服的，不過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則即使見了掛着的頭顱，也不怎麼詫異。這就是因爲能夠習慣的緣故。」魯迅的這些話；可以印證他的「豪情」之所以銳減完全是因爲壓迫無比慘烈、社會極其黑暗的緣故。從藝術的表現角度來講，前兩句感情低迴，似現木然，則是一種蓄勢待發、欲揚先抑的手法。作爲革命家的魯迅，他決不會對時 勢的變化、鬥爭的起伏、革命的成敗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關心的。1926年，他在抨擊舊軍閥時，曾說過：「人們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們永遠變作牛馬」（《華蓋集續編·死地》）楊銓死後不久，作者魯迅在寫給友人臺靜農的信中說：「僕生長危邦，年逾大衍，天災人禍，所見多矣，無怨於生，亦無怖於死，即將投我瓊瑤，依然弄此筆墨，夙心舊習，不能改也，惟較之春初，匿亦頗自攝養耳」。既然「無怨於生」、「固亦頗自攝養」；既然「無怖於死」，則舊習不改，「依然弄此筆墨」，決不會被白色恐怖所嚇退，「豪情」也決不會真的減遇，就是減退了，也必當再度煥發。所以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但作者卻正義凜然、勇敢無畏地宣告：「只要我還活着，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疑民哭健兒。」筆鋒突然一轉，豪情再度昂奮，更加煥發。蓄勢待發的感情，衝破了前所罕見的大黑暗迸發了出來，在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淚滂沱地哭吊這位人民的健兒。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達了作者沉痛真摯的感情。一個「又」字，既說明了暗殺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斷上演，反映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嚴酷。又說明了前兩句所表達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來的原因，前後照應。詩的前後各半部分表現的感情，先抑後揚，又以當前景，融入當時情，情景交融，渾然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