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被杀后西周就灭亡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从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大致与《春秋》一书记载的历史相当，所以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期。在这一时期，周王室的共主地位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结束了，周王室仅仅是诸侯国争霸所利用的一个旗号。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诸侯国开始强大起来，他们纷纷在内部进行变法图强，对外则兼并小国，展开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

齐国管仲改革

齐国是周公东征后分封功臣姜尚所建立的国家。并且给予齐国对夷狄的专征之权，这样就使齐国成为了东方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公元前686年，齐襄(xiang一声)公堂弟公孙无知发动内乱，弑杀了齐襄公，自立为君。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逃亡鲁国和莒(ju三声)国，后来公孙无知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开始争夺王位，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了阻止公子小白回国，曾带兵追杀公子小白。刺杀失败后，公子小白提前归国继位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公子纠被杀，管仲也被囚禁。后来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说他有治国之才，若要成就霸业，非他不可。齐桓公也比较开明，于是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上卿，委以国任。于是管仲在齐桓公等人的支持下，全面推行改革：

一、政治、军事改革

1、管仲将“国”按照四民分业安居的原则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乡三个，商乡三个，士乡十五个。其中士乡为服兵役的军士所居住的地方，从士乡所占的比重就可看出，齐国的军队人数是不少的，是在为以后争霸做准备。士乡又分为三个部分，即“参(叁)其国”，每五乡为一军，共三军，由国君与国、高二卿(曾辅佐齐桓公登位)各帅一军。士乡的编制为：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良人。管仲在国内建立轨、里、连、乡四级行政单位，他的目的就是“作内政而寄军政”，建立了军、政合一的行政制度。2、对鄙、野的行政制度进行改革。以三十家为邑，设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大夫，全国分五属，即“伍其鄙”，属设大夫和正。鄙、野五属制，也是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建制。管仲还选拔鄙、野庶人中的“秀民”去当士，进一步提高士的社会地位。管仲在国、鄙实行的行征改革，所设的各级职务并不是世袭封职，而是带有僚属性质的官吏，平时为行政官吏，战时为军队各级长官，这样的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世袭贵族对封邑的管辖权。

二、对官吏荐举制的改革

各国在激烈的斗争中，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于是管仲在世卿世禄制度之外，在齐国建立了制度化的荐举制。规定：各乡良人要进贤能于国，由国家任之以事，分派到各部门进行考察;各部门长官选拔其中优秀者推荐给国君，由国君亲自考核，合格者授予官职。地方官如果埋没和压制 人才的话，就会治其“蔽贤”、“蔽明”之罪。这种荐举制度在世卿世禄制时代，为出身下层的人才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为齐国的政治增加了活力。...

二千七百年多年前，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烽烟四起、弱肉强食的三百年的争斗中，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正是名相管仲管老二。

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也正是因着管仲，齐桓公称为称为春秋“五霸”的首霸者，换句话说，齐国之盛，正是管仲改革实行的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 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管仲改革经济的手段：

1.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管仲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2. 配置资源

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3. 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国企”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

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人(今安徽省颍上县)，周穆王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历史背景：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敌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著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

政治行政：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用人人事：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

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国等一系列的赞誉，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本人干的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管仲改革，齐国经历这次改革之后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更是开创了一代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管仲改革到底影响什么了，看看齐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管仲拜相之路

齐襄公时期齐国政治混乱，管仲和召忽带着他们的主子(公子纠)跑到鲁国申请政治避难，鲍叔牙则是带着他的主子(公子小白)跑到莒国申请政治避难。襄公十二年的时候公孙无知杀了齐襄公，自立为君，但不到一年就被人搞死了，齐国就想着重新立君主。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合理的继承人，他们俩谁先回到齐国，那么谁就掌握了先机，继承大位的可能性也就高很多。

当时高、国两家暗地通知了公子小白回国，但没多久鲁国也就听说了这事，所以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当时鲁国为了扶持一个亲鲁政权，派管仲带兵截断了公子小白的回国之路。当时管仲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带，小白立马躺地上不动了。管仲以为小白死了，所以慢悠悠带着公子纠回国。但是没想到小白是装死，他趁公子纠放松警惕星夜赶赴齐国，并且在高、国两家的支持下顺利即位。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补刀的重要性，杀人之后一定要确认其是否死亡。

公子小白即位之后开始围剿政敌(公子纠)，管仲作为公子纠的支持者，必定要被追责。但鲍叔牙在旁边齐桓公不要追责，因为管仲是个大才。深思熟虑后的齐桓公引渡了管仲，并且在谈话的时候认为管仲是大才，将其委任为大夫。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齐桓公正式拜管仲为相，开始改革。

管仲改革

一：社会分工

管仲按职业划分了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并且规定百姓要按照职业居住在一起。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且符合经济逻辑，肯德基周围必定有一家麦当劳，为什么?这样竞争不大吗?竞争确实大，但这样也是有好处的，主要好处如下：

1：加强职业之间的交流：农民和农民讨论种地，铁匠和铁匠讨论打铁，商人和商人讨论经济，他们有共同的职业，就有共同的话题，同行业的讨论有利于促进行业发展。

2：避免见异思迁：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商务舱和头等舱之间是有隔离的，为啥?还不是怕你羡慕有钱人，不好好干活。农民和商人住在一起，农民看到商人花钱如流水，他会不会想着去当商人?他还会安心种地吗?

3：营造教育氛围：孟母为什么三迁?还不是想找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让孩子更好的成长。铁匠的儿子大小就听大人们讨论打铁的事，那他长大之后也很有可能就是铁匠，古代“子承父业”的思想非常严重，管仲此举就是尽可能让百姓子承父业。

充分的交流有利于行业的进步，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齐国的制造业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我们以丝绸为例，丝绸并不是齐国的特产，但是齐国丝绸的质量要远胜其他国家。齐国通过技术优势垄断了丝绸市场，史书评价“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就这一项就能解决齐国的就业问题，为齐国创收，更别说其他职业了。

2：变相承认土地私有

自古以来...

一、齐恒公联手管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

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好吃，好田，好色。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曾经“三辱于市”，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

齐桓公即位想有一些作为，于是自诩"三好先生"的齐桓公和失意商人管仲，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二、公元前7世纪，中国能诞生管仲这样的经济大师，就是一个奇迹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管仲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

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

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

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仲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

以辅佐齐桓公齐国富国强兵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为总体目标，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指导方针，以振兴商品经济作为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开展以商治国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按照宏观调控和微观放活的方法管理经济，在经济领域上大胆改革，开展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三大创新，推动涉及产业、税收、价格、贸易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坚持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生活富裕，国家稳定发展。坚持扩大对外贸易，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保持融洽，实现对外关系的发展，发动“经济战争”实现称霸诸侯，做到以商止战。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

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

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在当时那个王室势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

四、管仲“以商治国”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是一位无...

这管仲啊，知道公子小白已经即位之后，和那个公子纣就逃走了，毕竟，做的不光彩，回去了就难逃一死啊，但是，世事无绝对，在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坐稳江山之后，便开始收旧账了，也就是秋后算账，可是，这时候，鲍叔牙跳出来说，这管仲不能杀，齐桓王是非常的生气，因为当时这管仲可是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样的人为何不能杀。

可是鲍叔牙是这么和齐桓公说的，如果君只是想要治理国家，那么有我鲍叔牙就够了，但是如果君上想要称霸，那就非管仲不可，得管仲者将称霸天下，这句话把齐桓公给打动了，毕竟，只要是君王就没有不想称霸的，但是，齐桓公又不好意思说，因为管仲能帮助他称霸天下所以必须的接管仲回来，况且真的这般说了，那谁还会放管仲，都肯定是当做国宝一般，咬定管仲不放松了，于是听鲍叔牙的主意，那就是假借要报仇的名义，把管仲给捉了回来。

刚接回来，这齐桓公就迫不及待的和管仲谈论霸王论，也就是如何称霸的方法，这管仲的想法特别独特，齐桓公非常的惊喜，想着管仲是有大用之人，这鲍叔牙果然没有看错，于是就有了管仲拜相的历史事件，而管仲呢，对鲍叔牙是非常的感激，毕竟，鲍叔牙是他的救命恩人，于是他与鲍叔牙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也便有了管鲍之交的成语故事。

但是，有人说，这管仲死后，不愿意把丞相的位置让给鲍叔牙，其实，这都是谬论，那个时候，鲍叔牙年纪也大了，也厌倦了官场尔虑我诈的生活，都是同朝为官，谁不知道谁呀，又是如此要好的朋友，干嘛朋友害朋友呢，早点跳出去，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同样是称霸，为什么齐国没有平定天下，灭了六国呢，反而是秦国最后大一统，其实，这要从两个国家的改革上说起，管仲在齐国的改革，那并不是完整的，可是说是不全面的，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成熟度极高，是一次彻底的改革，非常简单的说，就是，管仲把他忌讳那些高层，所以，有些地方，人家不让改，他也就改不了，而商鞅有皇帝的支持，只要能改，怎么改都行，也是因为如此，商鞅不是得罪了很多的高层，最后被车裂了，这是根本，明天，小编单说一说，两人改变的区别在哪里吧。

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正如《诗·小雅·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一切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拥有，当然实际上就是归当时最高的统治者“王”所有，如在周朝就是归周王所有。在当时王就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他负责将土地层层分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再把土地分赐其子弟和臣属，然后臣属就将土地交给庶民和奴隶耕种。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些贵族们所占用的土地，他们只有使用权，却并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在当时王的手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当然这些贵族虽然掌控了土地，但是总不能让这些贵族去亲自耕种这些土地吧!也就是如此“井田制”随之应运而生。“井田制”始于商朝，完善于西周，最早的记载出现在《谷梁传》一书中,其文记载“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周王朝将全国的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耕地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故名“井田”，然后每个井分为9个方块，其中8块为“私田”，中间的1块为“公田”。

《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也就是在当时8块“私田”归8户人家所有，私田的收入也归8户人家所有，中间的“公田”由8户人家一起耕种，而收入归封邑贵族所有，当然这8户人家需要做的就是先耕种好公田，然后才能去耕种私田。可以说在当时西周正是借助着这样的制度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是“井田制”虽然造就了西周的繁荣，不过随着时间的逝去，井田制所存在的缺点，最终也让它走向了毁灭。

井田制

井田制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分配不均”。在当时周王将井田分为三类，其中他将靠近河流、背山向阳的这些最肥沃的土地留给了自己和那些贵族，且面积也是最大的。然后他将距离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分给居住在城中的“国人”，其土地相对于贵族的那些土地要贫瘠，而且面积也要小的多，不过相对于那些庶人所分到的土地却要好的太多，因为那些庶人分到的土地完全就不是最差的，不但离城市较远，而且土质也十分的瘠薄，可以说就是坏田。可想而知这样的分法对于“庶人”来说是最不公平的，可是就是这样“庶人”们每年都还是需要在贵族们的“公田”上进行劳作，之后才被允许去耕种属于自己的那个贫瘠的土地。

而在西周虽然这个缺点因为社会体制和生产力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出现多大的问题。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国从奴隶社会慢慢开始转型为封建社会，再加上铁器和牛耕的流行，曾经的庶人和奴隶们开始利用这些工具开始在广阔的山林中开辟出完全属于自己的肥沃土地，所以他们就不再尽心尽力的帮助贵族们去耕种“公田”，甚至有很多的人都开始逃离贵族们的封地，然后躲进山中自己开辟田地，自立为生。

正如何休在《公羊传》所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由于在当时这些肥沃的公田完全是依靠庶人和奴隶们来打理的，而随着这些人在打理公田上越来越漫不经心，消...

在秦国商鞅变法300年前，管仲就在齐国开展了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等一系列的变革，其中，有很多的方法都和法家理论相贯通，也可以说和公孙鞅的政策共通。

管仲变革：齐鲁思想的传承

关于管仲的改革，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管仲在人口和土地方面进行了变革，不再坚持井田制的传统，而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同时，改劳役助耕为实物收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第二，管仲“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的好坏进行了税收的确定，重视贸易和盐铁的生产经营。

从齐国的地理位置来看，齐国靠海，有丰富的鱼和盐资源，他根据齐国的情况，进行了“轻重九府”的设定，通鱼盐之利，也为百姓带去了一定的方便。

第三，管仲实施了针对国家平抑粮价的政策，限制豪强对于把百姓的强取豪夺，从税收上来减少百姓的负担。同时，过年铸造货币，来保证币值的稳定。

对于国家的行政部门，观众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他将行政一分为三，制定了官吏制度，建立了工业，商业，林业等管理性的机构。在一定的户数上实施了逐级管理的政策，县上设置大夫。

当时的齐国一共有五个大夫的属地，每到年初，五个大夫都要向齐桓公来回报当地的情况，还兼有监督之职。在这样的制度催生下，国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无形中也加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模式已经初见雏形。

在军事上，管仲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内政以寄军令”，实现了兵民合一的政策，他强调寓兵于农，组织了农民的军队，每户一人，按照“三国五鄙”的政策进行编制，将军队和保甲制融合起来，利用农民的闲暇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了国家的战斗力和军事水平。

管仲对于齐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君的集权制度，使得国家成为一个整体，也为日后秦国的商鞅变法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比如，公孙鞅在观众保甲制的基础上增加了“连坐法”。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比较注重百姓的休养生息，从他的变革可以看出具有齐鲁先进思想的精髓和继承，而公孙鞅制定的刑法还是过于暴虐。

魏国夭折的短暂变革

对于魏国来说，也有一次中央集权的重要开拓时期，便是魏斯，即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进行的变革。在他刚接替父亲的职责成为魏国的统治者的时候，魏国并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还偏安一隅，在地理位置上受到来自赵国和韩国的挤压。魏斯从礼贤下士做起，在学术上给予儒家以最大的支持和学术地位，比如他可以拜孔子的学生子夏、儒家学者田子方为师傅;

政治上，他任用吴起、西门豹等著名的有才干的历史能人，在战国时期率先开始了改革，危机中反而让人振奋。

李悝的变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在用人方面，采用了“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的政策，废除了世袭贵族的特权，比如他的思想“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对于贵族，剥夺其封路以及官职，同时提供给下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将贵族制度改成了凭借功劳而任命的官僚制度。

在法律方面，他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法经》，这本书的重要地位犹如法...

梁启超尝说，霸政为中国春秋时候的特产!以至于，在春秋的二百四十年里，几乎不可一日无霸主。放眼看去：在他国，或在我国的其他时候，这都是仅有的。

这霸主中的佼佼者，当然要数齐桓公了。在我看来，齐桓公不过是庸庸之辈：论“仁义”(此处讲“仁义”，绝非嘲讽;不过为其被孔子盛赞“如其仁”，而已。)，不及宋襄公;论用人，不及秦穆公;论才干，不及晋文公。不然，何以有继位之初以强齐败于弱鲁;又于管仲死后，致使易牙、竖刁、公子开方之乱。

齐、鲁的“长勺之战”，齐桓公被打懵了。既然“世道变了!”索性将国政全权交由管仲去改革;成了，自己坐享其成;得罪人了，也可拿管仲的人头来平息众怒。

管仲虽大权在握，却小心谨慎得很!他让人找来一块石头，刻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行字，去试探民心，又悄悄地听取大家的议论。所以，管仲的改革是贴近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的。与后世以铁血手腕推行的“商鞅变法”不同，管仲的改革是用一种“怀柔”地方式展开的。

土地改革

首先，管仲推行了土地改革;没收氏族贵族的土地，收归国君所有。与此同时，又将土地按份额分配给先前依附于氏族贵族的农民。

这与“商鞅变法”的土地改革是一致的，不过有些彻底性上的差异。不同之处在于，管仲没有采取法令的形式，而是“劝服”贵族们心甘情愿地将土地交出来。

伯氏便是一个不大不小，却又极富代表性的氏族贵族。因为贪婪，隐瞒漏缴规定的足额的赋税，管仲跑去给他上“思想品德”课，使他主动心甘情愿的放弃了，隐瞒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作为交换，管仲免除了他的罪责。

同时，管仲还将他标榜为一个典型;进而劝服了更多的氏族贵族，交出一部分土地和人口。“商鞅变法”集结了各种仇怨，并通过流血的方式实现的“土地改革”，在管仲手中，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实现了。

管仲还将土地划分为几个等级，制定了不同的赋税标准。这在我们历史上也是开创性的。同时，他还通过奖励那些，积极改良土地而获得更好的收成的农民，极大了刺激了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土地品质的积极性。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形成

管仲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推动了“城市”的形成。

春秋之前是没有“城市”的。贵族的聚居地称之为“邑”，不过具有政治、祭祀的功能。管仲主张在每一个“城邑”中设立“市”，“城邑”才开始发展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并且，在“城市”中，商业交换的推动下，使齐国传统的纺织业、渔盐之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重构了社会阶层

管仲还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民”之说，并将“士”放在了首位。

我们知道，春秋及以前是氏族贵族统治的时期;诸侯国国君、卿、大夫们通过世袭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管仲的改革，成为“士”阶层开始崛起的标志。

自此以后，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大批因“贤”而举的“士”。墨子提出的“尚贤”，孟子要求“国人皆曰贤”，荀子提出“尚贤使能”，都是这个新兴的“士”阶层的要求和反应。更甚如墨子，提出天子都...

葵丘之盟，齐桓公作为盟主，挟周天子以令诸侯，开创了春秋时期首位霸主的先河。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当时齐国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被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的管仲。

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过程中，齐相管仲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尤其是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为齐国的强大、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于丞相任期内大兴改革，发展商业，富国强兵，这是齐国能够在天下纷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管仲注重全面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说只有物质生活不断改善，才谈得上“礼节”和“荣辱”。为此，他采取“相地而衰征”政策，把田地按土质的好坏、产量的多少分为若干个等级，再按着确定的等级的高低，征收数量不等的实物税。实施改革后，极大地调动了人们抓农业搞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管仲重视大力发展商业经济。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于是，管仲主张利用国家濒海的优越条件，大力发展渔盐贸易，设置盐官、铁官，积极引导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这样既富裕了商户，又增加国家税收。同时，他还设立“轻重九府”，根据年成的丰歉收售谷物，既可平抑粮价，又可增加国家收入，以达到通货积财的目的，保证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管仲还进行了政治、军事、法制等一系列改革。管仲推行“作内政而寓军令”政策，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军，这样既保证了农业生产，又增强了国家军事力量，为国家遇有战事而做好充分军事准备。他还建议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这样既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了人们因就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管仲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齐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国家强盛，民康物阜，自然就有了话语权。齐国的日益强盛，为齐桓公首个称霸天下奠定了坚强基础。不得不说，齐国的强盛壮大，是管仲推行改革变法的结果;齐桓公能够称霸天下，管仲这一贤相，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