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

与仓促迎战的印象不同，明朝随即开始了战争动员。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率领一部分京军移驻大同、宣府，以备瓦剌。

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当时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

西宁侯宋瑛在大同以东的阳和全军覆没，大同败报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和王振带领约25万大军(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

大军出京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曾于十五日在阳和迎战也先军。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监军太监郭敬伏草丛中逃脱。

数日后大军到达阳和，明英宗目睹此前宋瑛部尸横遍野的惨状，心中动摇，到达大同以后，镇守太监郭敬密报战场态势严峻，加之又遇大雨，明英宗终于同意班师。

王振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449年8月13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而瓦剌军紧追不舍。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

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

明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被瓦剌士兵俘送也先之弟赛刊王营，成为瓦剌的俘虏。

两军混战中，明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

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盛唐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最为值得后世的我们去不断追忆的时代。因为，华夏文化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是唐朝并非只有盛世，历史上的唐王朝朝实际上也有着长达一百多年的衰败，这段衰败便是中晚唐时期。在这段衰败的历史时期中，唐朝皇帝所要面对的则是内忧外患的局面。而细数唐玄宗之后的中晚唐皇帝，我们便能发现，这中间最为悲催的莫过于唐文宗李昂。

公元826年，李昂顺利的登上了唐朝皇帝的宝座，即为唐文宗。实际上，在继位之前，唐文宗便力求重振唐王朝的权威，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滋。”可见，在中晚唐这个混乱的时代之中，唐文宗可以说是在众多李唐子孙之中脱颖而出。

同此前的唐穆宗、唐敬宗相比，文宗俨一副明君模样。但也正是这个十分想要效仿唐太宗“贞观之风”的李昂，却成为了中晚唐历史上最为悲催的皇帝，因为唐文宗从继位到离世一直都受制于宦官之手。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打开中晚唐的历史便能发现，自唐玄宗之后，新一代唐朝皇帝登上皇位或多或少都有宦官因素的影响。而到了唐德宗之后，宦官势力更是掌握了兵权。以至于，到了唐文宗李昂继位的时候，唐朝宦官乱政的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唐文宗本人，也完全是由宦官所拥立。

唐文宗为了能够彻底的摆脱宦官的束缚，便制定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谋”。即以欣赏甘露为名，召集宦官前来，以便将宦官势力连根拔起。但是，这次“甘露之谋”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而在这次失败的剿宦背后则是朝臣的殒命，以及唐文宗直到离世的木偶生活。

历史上“甘露之变”的发生，可以说成为了唐文宗悲惨结局的催化剂。因为，在这之后的唐文宗不同于此前手中还握有一定的权力，事变过去之后唐文宗则完全成为了一个傀儡，并直到离开人世。历史就是这样，唐文宗成为了中晚唐时期最为悲催的皇帝，从而一生都受制于宦官之手。当然，相对于唐朝历史来说，发生于文宗一朝的“甘露之变”所带来的反思，要比这场变乱本身更值得我们去深挖。

我们透过“甘露之变”这个唐王朝的历史片段，便能发现，唐文宗的命运实际上早已经注定。因为在“甘露之变”过程中，以皇帝朝臣为代表的一方，所以会一败涂地。实际上同其手中缺少兵权，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这也解释了唐文宗为何要采纳“甘露之谋”剿灭宦官。因为，当时唐文宗的手中完全没有力量同宦官势力交锋。而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甘露之变”中宦官率领神策军，对朝臣展开了疯狂屠戮。

由此可见，唐文宗的悲剧实际在“甘露之变”前便已注定。因为，在中晚唐那个极其混乱的时代，手中如果缺少必要的军事力量的话，必然会陷入巨大的被动之中。而宦官所以能够在唐朝这个舞台上迁延百年之久，很大程度上便在于手中握有兵权。因为正是凭借着兵权，使得宦官可以一直掣肘唐朝皇帝的权威。

其实，历史上的唐文宗一直受制于宦官，除却宦官手中握有兵权外，还在于唐文宗李昂本人。因为，唐文宗本...

明朝之坏，坏于宦官。

这是一部人坚定不移的认知。

这一认知，正不正确，仔细思索起来，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这一认知，正不正确，严格检视下去，确实存在很多显见的漏洞。

关于历史，很多事情，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辨证清楚的，一切，暂且留给聪明的读者去考索求证吧。

这里，来说点具体的。

本篇来讲明代的一位宦官。

这位宦官，不是别人，他就是王振。

话说，王振得势的时候，他是非常地骄横。

当时，大明王朝的公卿们，都会前往王振的门前，向他俯首下拜。

当时，就连高高在上的天子，在称呼王振的时候，都要尊其一声“先生”。

如此看来：

(一)王振其人的恶、王振的不被正面看待，最主要的，还是他的骄横;至于说，因为宦官的身份而被贬斥，那还算是次要因素。

(二)王振的恶，在于他玩弄权力。

(三)王振的恶，在于他为大明王朝后来的宦官专擅做了榜样。

三殿刚建成的时候，朝廷为表示庆贺，曾大宴百官。

关于三殿，《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有：

“正统时，重建三殿，治杨村河，并有功。”

可见，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时期，确有修建三殿之事。

那时，朝廷赐宴百官，按照以往的惯例，宦官即使非常被皇帝恩宠，他们也是不能参加外廷筵宴的。

可是，此次皇帝赐宴百官时，他始终放心不下王振。于是，他便派人，前去看望“王先生”。

使者见到王振的时候，他正勃然大怒。

见到皇帝派来的使者之后，王振怒气冲冲地说道：

“我之与皇帝，可比之周公辅佐成王!难道百官赐宴，独独就不能有我的一席之地吗?”

使者回去之后，把王振的原话禀告皇帝。

因为王振的话，皇帝皱起了眉头，他甚至还有些局促不安。

于是，皇帝命令大开东华门的中门，请王振从中门入内。

王振问传旨的人，为什么要从东华门入内，使者回答说是：

“这是圣上的旨意，请您从东华门入内。”

这么高的礼遇，王振自己都有点不可思议，口中说道：

“难道这样也可以吗?”

等到王振到达东华门外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中门大开，百官都在门前下拜等候。

这么大的场面，王振无法不十分愉悦!

细究起来，王振所表现的专擅，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其来有自。

最初，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后，严禁宦官参与政事。明太祖洪武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398年)的宦官，其主要的职责，不过就是看守宫中的门户、传达口信、洒水扫地、差遣使唤而已。这一时期，宦官都是默默无闻，没有名声的。

明成祖(朱棣)永乐(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中，皇帝对宦官已有所重视。这大约和朱棣夺取皇权的经历有关。这一时期，马云、孟骥等宦官，在朝廷内外，已经多少有些名气了。但是，他们还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参与到政事当中来。

不过，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马云已很有些地位了。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驾崩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

当年，朱棣死在半道，在其后事的处理中，马云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据《明史》卷七·本纪第七》成祖三》载：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