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黄州官妓》
苏轼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
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这首诗收录在清人冯应榴编注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中。苏东坡即将离开贬所黄州前夕，在一次送行的宴会上，官妓李宜求其在自己的领巾上题诗。苏大学士写完前两句，即搁笔与客人笑谈应酬。并且此二句诗看似意境平平，似无奇特之处。良久，李宜再拜来求，苏轼方才想起此事，遂补足画龙点睛的后两句。
此事被传为佳话。如同杜甫那句“黄四娘家花满蹊”，让邻居黄四娘留名至今;苏轼这首诗，也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妓“李宜”，成了知名人物。然而，《赠黄州官妓》其实是有多个版本的。
例如：
东坡四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主要区别在第一句的“时间”和第二句的“人名”上。然而，当我考证原诗中的时间关键词到底是“四载”还是“五载”时，却又发现了一个“七载”的版本;并且这个官妓的名字，也出现了第三种写法——李琦。于是引发了我的兴趣，很想弄个究竟。
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几年?
我查找了和这首诗有关的一些古籍文献，发现除《苏文忠公诗合注》外，还有《春渚纪闻》 和《清波杂志》两部宋人笔记，以及宋代学者陈岩肖的诗评《庚溪诗话》，都对诗作和背景有记载。何薳的《春渚纪闻》卷六为《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多为辑佚者所取，即苏轼诗文集中没有的。其中一则内容题为“营妓比海棠绝句”，原文如下：
东坡在黄日，每日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诗，题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少而慧，颇知书，时亦每顾之，终未尝获公赐。至公移汝，将祖行，酒酣，琪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熟视久之，令其磨研，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谈笑。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即将撤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其中“七岁”二字可以肯定是错误的。根据林语堂《苏东坡传》附录的苏东坡年谱，因“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谪居黄州，并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也就是说按照史实的话，苏轼在黄州应该住了四整年才对。
但是，“五载”这个版本是错的吗?冯应榴是著名的乾嘉学者，潜心专研诗学。他汇集历代旧注，对苏诗重作注疏，严谨性和准确性自不必怀疑。因而，说“五载”也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古人有服丧守孝三年的说法。而实际情却是，如若丧期恰巧从第一年的年尾算起，那么到第三年的年头，总共才十几个月，也可以号称三年;在春秋时期，比较常见的是二十五个月的服丧期。因为两年是二十四个月，再增加一个月，超过两年就可以算作三年了，可见古人是很会“讨巧”的。
由此便不难理解，“东坡五载黄州住”这句是没毛病的了。1080年2月到1084年4月已经超过48个月，因而可以号称“五载”。
多个版本的具体差异及其辨析
《清波杂志》和《庚溪诗话》所载的内容与《春渚纪闻》大致相同，只是诗句细节略有出入。《清波杂志》中，官妓的名字是“李琦”，全诗记载为：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
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除去人名外，主要差异是第三句中的“城南”，与其它版本“西川”二字有所不同。首先看“城南”，针对的是杜甫出身于“城南杜氏”，及其困守长安10年期间的居住地而言;“西川”则是指他漂泊蜀中的10年，“西川”即古代益州的行政区划名。
虽然两者都没错，但我以为用“西川”更接近原诗所要表达的题旨。原因与第四句中的”海棠“有关。海棠花虽然分布广泛，但在古代却以蜀地最为闻名。陆游便有“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春风”等诗句;贾岛被贬四川时也写过一首咏海棠的绝句，前两句为“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 ”(一说作者为晏殊)
《庚溪诗话》中的人名与冯应榴注疏版同为“李宜”，或许冯应榴的选本对其有所承继。特别之处在于，其所引苏诗的第一句，既没提几年也没说黄州，全诗如下：
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
“东坡居士文名久”这句，显然不如清楚交代时间、地点的前两个版本更符合诗意，也不似出自诗文造诣深厚的苏大学士手笔。《清波杂志》与《庚溪诗话》成书皆在南宋，前者或略早些。《春渚纪闻》写于北宋，但从其所载“东坡七岁黄州住”这句上看，显然并不完全准确。因而，哪一家的版本更接近苏轼原作，已无确凿的证据可考，或者说冯应榴的注疏早已替我们完成了考证。因此，鉴于《苏文忠公诗合注》在苏轼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我们也只好以他的版本为准。
“何事无言及李宜?”避讳还是另有原因?
下面再说官妓名字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比较认同《春渚纪闻》中的“李琪”，可能是更接近于原诗的版本。而冯应榴采用“李宜”这个名字，或许是经其考证过的官妓真名。二者并不矛盾，理由我在后文会详细说明。
前文引用的《春渚纪闻》中，先说苏轼从不吝惜墨宝——“至于营妓供诗，题带画，亦时有之”，然而李琪却始终没能得到他的一字一画。何至于此?文中没有说明。而《庚溪诗话》则有“宜以语讷，不能有所请，人皆咎之”句，意为李宜内向，不爱说话。
有观点认为原因或许没这么简单。因为联系苏轼被贬谪黄州的遭遇，便可知道，在 “乌台诗案” 中，与何正臣、舒亶、李定一同弹劾他的，还有一个名叫李宜之的人。李宜之与李宜的名字太过相似，苏轼可能由于不愿想起李宜之，连带书写李宜的名字也有所忌讳。以至于最后李宜索要题诗时，苏轼还在诗句中将李宜故意错写成“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关于这后两句的用典，有观点认为杜甫的母亲名讳海棠，所以在号称“海棠香国” 的西蜀生活了十年的杜少陵，从未写过与海棠相关的诗句。王禹偁曾说：“少陵在蜀，并无一诗话着海棠，以其生母名也。”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有“杜少陵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理或然欤”的记载。虽如此，然杜母真名早已无法考证，但杜甫没写过海棠诗却是事实。所以，东坡这样写的高明之处在于一语双关，既抬高了官妓的地位，又暗含自己的避讳之意。
这个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仍觉得过分牵强。苏东坡素来豁达，不可能因此而特殊看待一个官妓。所以我以为，《庚溪诗话》的记载仍旧可取。因为就算苏东坡“醉墨淋漓，不惜与人”，也总要对方首先提出要求吧?没有主动上前给别人题诗作画的道理。因而最大的可能还就是李宜内向，始终没好意思开口，眼看这位大学士要离开黄州了，才在送行宴上鼓足了勇气说出心愿。未曾料到的是，正是这一行为，使她如杜甫诗中的黄四娘、李白诗中的汪伦一样，也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清波杂志》载此事后评曰：“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
但最耐人寻味的，也如同杜甫不写“海棠诗”，或者说杜母名讳不可考的问题一样，还是这位传奇官妓的名字之谜。既然我们不得不以冯应榴的考据为准，那我也不妨大胆推测：如果“李宜”是她的真名，“李琪”是苏轼题诗错写的名字，而《清波杂志》中所记载的“李琦”，若非误写的话，自然就是官妓的艺名了?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