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赞成“无为而治”，这意思在《论衡·自然》中说得明白：“蘧伯玉治卫，子贡使人问之;‘何以治卫?’对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与孔子同时代人，孔子到卫国时曾在他家住过。子贡是孔子的弟子。此典出自《淮南子》，最后一句“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则是王充的点评。“不治之治”的两个案例及王充之诠释，却极易产生负面作用，有必要作点剖析。

王充说的第一个案例是曹参：“曹参为汉相，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当时天下无扰乱之变。”汉初崇黄老之术，“萧规曹随”确是一个“不治之治”典型的案例，“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其要义在于不要扰民，不要折腾，不要朝令夕改。《史记·曹参传》有一段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大概可以作为“萧规曹随”的经典诠释：“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汉相的曹参可以“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大政方针如何灵活把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具”的“法令”如何贯彻落实，以使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此这般，“参等守职”真要“遵而勿失”并不容易。倘若相国“不听政治”，官吏扰民，何人去管?倘若相国“纵酒歌乐”，上下效之，岂不扰民?

王充所说，并非出于他的杜撰，《史记·曹参传》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其子谏之”，乃是汉惠帝所“使”，而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正在曹参笞子“二百”之后。对于他的“日夜饮醇酒”而“不事事”，卿大夫以下之官吏以及宾客亦“皆欲有言”，而曹参常让他们一起喝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史记》以此种种来诠释“萧规曹随”，取材大有偏颇，叙述过多渲染。然王充之《论衡》，无论圣人贤人所言，经史子集所书，凡有虚妄的，夸张的，言过其实的，往往都有挑剔并以常识评说，对于“萧规曹随”的“不治之治”，却偏偏只述“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窃以为大有误导之嫌。

王充说的第二个案例是汲黯：“淮阳铸伪钱，吏不能禁，汲黯为太守，不坏一炉，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阳政清。”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大臣，以不畏权贵，敢犯龙颜，为官正直而有操守著称，以至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使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故虽为汉武帝所敬畏却不为汉武帝所倚重，其官越当越小。他为淮阳太守，乃是“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之后的事。因为“吏不能禁”，汉武帝方才想起汲黯，让他去啃这块硬骨头的。

汲黯亦“学黄老之言”，认为“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但他的“黄老之术”与“无为而治”，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在高层辅政，他认为大政方针应当相对稳定。因此，“黯务少事”，一有机会就谏汉武帝“与胡和亲，无起兵”，多次...

王充在《论衡·定贤》中说到西汉吾丘寿王的任职问题。吾丘寿王起先在汉武帝身边任“待招”，汉武帝让他从董仲舒“受《春秋》”，因为“才高，通明于事”，以后又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去当东郡都尉，且“以寿王之贤，不置太守”，他这个都尉，可谓一身兼二任，军政双肩挑，别的都尉或太守是“两千石”，他是“四千石”。吾丘寿王上任之后，东郡的政局却无丝毫起色，“时军发，民骚动，岁恶，盗贼不息”。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子在朕前时，辐凑并至，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至连十余城之势，任四千石之重，而盗贼浮船行攻取于库兵，甚不称在前时，何也?”看来，汉武帝对此不仅大失所望，而且迷惑不解：在他身边时，“辐凑并至”，颇有谋略，乃是“天下少双，海内寡二”的奇才，这才委以重任，去了之后竟然一筹莫展，岂不令人费解?

吾丘寿王在汉武帝身边之时，如何“通明于事”，“辐凑并至”，王充没有说，查阅《汉书》，并无所获。只知道他年轻时，是因精通格五棋而被召入京侍奉汉武帝的，从董仲舒“受《春秋》”也很有悟性。此外就没有“通明于事”，“辐凑并至”之例证了。被诏回武帝身边改任光禄大夫之后，倒有两件事，或许可见他的“才干”与“谋略”。

一是关于丞相公孙弘“民不得挟弓弩”之奏言的驳议。吾丘寿王说：古时创制矛、戟、弓、剑、戈五种兵器，“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他说他只听说过“圣王合射以明教”，未曾听说“弓矢之为禁”。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六艺”，“射”乃其中之一，可以《诗》、《礼》等经书以及孔子之言为证。他又说，秦并天下之后，“销甲兵，折锋刃”且无济于事，“民以锄梃相挞击，犯法滋众”。所以，“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如今“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汉武帝用他的这番话问难公孙弘，公孙弘无言以对。

二是关于汾阴所得之“宝鼎”是否“周鼎”的问题。群臣皆贺“陛下得周鼎”，唯有吾丘寿王“独曰非周鼎”。这使汉武帝大为扫兴，于是“召而问之”，并警告说：“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吾丘寿王“安敢无说”，他回答得很妙：“周鼎”是上天对“始乎后稷，……成于文、武，显于周公”的“周德”之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汉自高祖以来，“昭德显行”，武帝“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如今所得之“宝鼎”，是“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这番说辞，大有“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之戏剧效果。拍马的技巧远在群臣之上，难怪龙心大悦，“赐寿王黄金十斤”。

以上二事，可见吾丘寿王能言善辩，善于引经据典，说古道今;投其所好，能够出奇制胜，不落欲套。想必此前汉武帝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能耐，看着顺眼，便以为是“天下少双，海内寡二”的奇才了。

我由吾丘寿王，想到汉宣帝时的龚遂。也是因为“岁饥”而“盗贼并起”，已使“二千石不能禽制”，丞相、御史一起推荐了龚遂出任渤海太守。此公年逾七旬，形貌短小，看着就不顺眼，汉宣帝根本瞧不起这个小老头，一番关于“治”与“乱”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