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四月，董卓被诛。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左中郎将蔡邕就是其中一员。只因不经意间叹息董卓之死，他被相识多年的王允亲手送入了诏狱。真可谓朝为高阳侯，暮作阶下囚。在史书的记载中，蔡邕是洁身自好的旷世逸才，董卓是祸国殃民的暴虐奸贼，蔡邕为何叹息董卓之死?

王允认定蔡邕是因为“私遇”才为董卓之死遗憾。自中平六年九月在洛阳与董卓见面起，蔡邕三日之内被接连擢升至侍中，三月之内成为尚书和高阳侯，这都是董卓大力提携的结果。就这段经历而言，王允的看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现存的记录来看，蔡邕本人对这些荣华富贵并没有王允想象的那样热衷。初平元年春季，他接连上了《让尚书乞在闲冗》和《让高阳侯印绶符策》两篇奏章，对接踵而至的荣华富贵竭力推辞不受。蔡邕以往的经历也能印证此时他不是故作姿态。光和元年，蔡邕做议郎时，曾因为直言朝政得失得罪了权贵，几乎命丧诏狱。由此分析，蔡邕是个不懂得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人，他不会仅因为高官厚禄而叹息董卓之死。

蔡邕书为世范，文动中州，董卓虎踞西塞，运筹经年。二人本是殊途异轨，却于中平六年多事之秋在洛阳这个大漩涡第一次相见。无论是否出于本心，自中平六年九月至初平三年四月，蔡邕见证了董卓从独揽朝政到身灭名毁的过程。他为董卓之死叹息，也可以被当作是对董卓存在价值的一种认可。可是无论《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在记载董卓往事时，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董卓没有被袁绍、张温等人尽早铲除的遗憾，这些倾向显然和蔡邕的立场有差别。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董卓死后八十九年陈寿的《三国志》问世，又过了一百六十五年范晔写成了《后汉书》。陈寿和范晔认知董卓，是由天下崩乱、生灵涂炭的后果开始的，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个结果，原因不甚明了。蔡邕则亲历了董卓的许多个想法由发端到到结束的过程，这就是上述差别产生的主要原因。蔡邕所亲历的许多事情已经在典籍中湮灭，如今仅能依据幸存史籍中残缺的轮廓，理清因果，揣测他眼中董卓的价值。

在《三国志》和《后汉书》关于董卓的记载中，有一处细节是比较特别的：他在郿坞建城。陈寿有“事成则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的记载，他认为董卓是想要篡位并做了两手准备的。这个看法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因为“篡位”是一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事情，失败者要面对胜利者强大资源的碾压，是不可能守郿坞而善终的。以董卓的阅历和谋略，应该会明白这个道理。董卓和献帝刘协的关系也能印证这一点。

据《后汉书》的记载，董卓初次见到刘协是在北芒，在袁氏诛杀宦官的第二天。董卓赶到洛阳的时候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尝试询问少帝刘辩发生了什么事，十四岁的刘辩惊慌失措，只知道流泪发抖，说不出话来。九岁的刘协则能说明白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令董卓印象深刻。不久他执意废刘辩立刘协，追究何太后几个月前逼死了灵帝的母亲的责任，报复了何太后和他的母亲舞阳君，连死去的何苗也没有放过。深究其原因，灵帝的母亲姓...

蔡邕，(公元132一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蔡邑除通经史，善辞赋等文学外，书法精干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芽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凡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据说石经立后，每天观看及摹写人坐的车，有100o多辆。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