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鲁国执政期间，确有可圈可点的作为，夹谷之会是其得意的一笔，这次会盟，事先预见了可能发生的不测，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因应之策，外交活动中带去了公室卫队;会盟中，齐国使莱夷之人以献舞乐为借口，想乘机劫持鲁定公，挟迫其签订盟约。孔子小时生活于社会低层，有制伏小混混的丰富经验，今遇上齐国政治大流氓，且事发突然，自身生死亦难逆料，性急中，一方面急呼卫队，一方面指斥对方，并挟迫齐景公签订了包含归还汶阳之田的盟约。会盟中逆转形势，在同意叛离晋国依附齐国的条件下，也为鲁国争回了一点面子。

然而孔子这一时期的创意杰作，是首开文字狱先河诛杀少正卯一节。

鲁定公14年，“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代行丞相职务的第七天，杀了少正卯”(见《荀子·宥坐》)。门人问他：“少正卯，鲁国无人不知的大智慧者，先生刚一执政就杀他，难道不怕舆论谴责?(原文为：“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说：“坐，我给你说杀他的原因。人有五种恶行是盗窃不能类比的，事理通达而心地险恶;行为怪癖而信念坚定;言论狂谬而善于狡辩;对异端邪说过目不忘且学识渊博;把歪理能说得头头是道。”(原文为：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恶之中，有一恶就该杀掉，而少正卯五恶俱全，你说该不该杀他?”孔子进而引用《诗经》“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即小人成群结队时，怎能不担忧)为自己辩解。(以上见《论衡·讲瑞》)。

孔子罗列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行辟而坚外，另外四条都属于言论;行辟而坚更十分模糊，比如有人当众甩鼻涕且不听劝告，也可以称为行辟而坚，并不能构成罪状。孔子杀人的理由，应在言论的范畴，且有其历史根源。

孔子在鲁国曲阜办学时，少正卯也在当地操此行业，大概是后者更有吸引力缘故，以致孔子门徒中除颜渊之外，都多次跑过去听少正卯讲学而不听他了(原文为：“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论衡·说瑞》)。这使孔子十分难堪，当年因难堪而恼羞成怒，但是只能恼怒在心里，代理丞相一职后，手中操持生杀予夺的权力，少正卯遂成为他挟嫌报复的对象。

专制社会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被人类强势者普遍采用，帝王将相等权贵们挟嫌杀人者多了，没有独独提出孔子进行谴责的理由。问题在于，他把真实原因深藏不露，却列举了少正卯以言致罪的五大罪状，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案例完整的文字狱，开了以言定罪，因言杀人的先河，成为自有专制制度以来，所有独裁者效法杀人的范例，剥夺言论自由的范例。

孔子杀少正卯一事，不仅《荀子》、《史记》及诸子百家中多有记载，孔氏子孙编辑的《孔子家语》中亦照录不误，历代儒家门徒都不曾怀疑其真实存在，时历1300多年后，宋代朱熹忽然否认这一事实，理由有四：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可信;二，《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不曾记载;三，代行丞相职务七天时杀一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