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鲁国执政期间，确有可圈可点的作为，夹谷之会是其得意的一笔，这次会盟，事先预见了可能发生的不测，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因应之策，外交活动中带去了公室卫队;会盟中，齐国使莱夷之人以献舞乐为借口，想乘机劫持鲁定公，挟迫其签订盟约。孔子小时生活于社会低层，有制伏小混混的丰富经验，今遇上齐国政治大流氓，且事发突然，自身生死亦难逆料，性急中，一方面急呼卫队，一方面指斥对方，并挟迫齐景公签订了包含归还汶阳之田的盟约。会盟中逆转形势，在同意叛离晋国依附齐国的条件下，也为鲁国争回了一点面子。

然而孔子这一时期的创意杰作，是首开文字狱先河诛杀少正卯一节。

鲁定公14年，“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代行丞相职务的第七天，杀了少正卯”(见《荀子·宥坐》)。门人问他：“少正卯，鲁国无人不知的大智慧者，先生刚一执政就杀他，难道不怕舆论谴责?(原文为：“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说：“坐，我给你说杀他的原因。人有五种恶行是盗窃不能类比的，事理通达而心地险恶;行为怪癖而信念坚定;言论狂谬而善于狡辩;对异端邪说过目不忘且学识渊博;把歪理能说得头头是道。”(原文为：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恶之中，有一恶就该杀掉，而少正卯五恶俱全，你说该不该杀他?”孔子进而引用《诗经》“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即小人成群结队时，怎能不担忧)为自己辩解。(以上见《论衡·讲瑞》)。

孔子罗列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行辟而坚外，另外四条都属于言论;行辟而坚更十分模糊，比如有人当众甩鼻涕且不听劝告，也可以称为行辟而坚，并不能构成罪状。孔子杀人的理由，应在言论的范畴，且有其历史根源。

孔子在鲁国曲阜办学时，少正卯也在当地操此行业，大概是后者更有吸引力缘故，以致孔子门徒中除颜渊之外，都多次跑过去听少正卯讲学而不听他了(原文为：“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论衡·说瑞》)。这使孔子十分难堪，当年因难堪而恼羞成怒，但是只能恼怒在心里，代理丞相一职后，手中操持生杀予夺的权力，少正卯遂成为他挟嫌报复的对象。

专制社会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被人类强势者普遍采用，帝王将相等权贵们挟嫌杀人者多了，没有独独提出孔子进行谴责的理由。问题在于，他把真实原因深藏不露，却列举了少正卯以言致罪的五大罪状，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案例完整的文字狱，开了以言定罪，因言杀人的先河，成为自有专制制度以来，所有独裁者效法杀人的范例，剥夺言论自由的范例。

孔子杀少正卯一事，不仅《荀子》、《史记》及诸子百家中多有记载，孔氏子孙编辑的《孔子家语》中亦照录不误，历代儒家门徒都不曾怀疑其真实存在，时历1300多年后，宋代朱熹忽然否认这一事实，理由有四：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可信;二，《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不曾记载;三，代行丞相职务七天时杀一个大...

在封建社会，每一个朝代都有因文字而获罪的人，这是历代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统治者从文人的作品中断章取义地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所造成的冤狱被称为“文字狱”。由文字狱而引发的冤狱，轻的下狱、流放，严重的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虽说每一个朝代都有文字狱，但是最恐怖的要数清朝，尤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为甚。清朝建立之后，对于明朝的那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收买，一是绞杀。下面要讲到的这几起文字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康熙年间，浙江湖州富人庄廷龙，从小文采出众，胸怀大志，总想干一番事业，年少时就考进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可惜天妒英才，他得了一场大病过后，双目失明。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让他屈服，反而让他更加坚强，立志要做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人物。他花重金从老乡朱国祯的子孙那里买来一部未完成的《明史》，想在此基础上写一部完美的《明史》。他聘请了一批文人，组成一个写作班子。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书开始编写没有多久，庄廷就一命呜呼了。其父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带领写作班子继续编写。后来这部《明史》完成并公开出版，销量还很好。

可没想到，正是这样一部《明史》引发了一场文字狱。

书中直呼清朝皇室名字。例如把努尔哈赤的爷爷直接称呼为觉昌安，而没有称其为景祖翼皇帝;没把努尔哈赤的父亲称为显祖皇帝，而是直接称呼为塔克世;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另外，还把清朝的建立说成“兹患”，称清军为“贼”“夷”。这些全都是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有人将其告发。

当时庄廷龙、庄允诚均已死，被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包括当地地方官吏，七十余人被斩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这就是臭名昭着的“庄廷[图片]《明史》案”。

到了雍正年间，又出了一桩“查嗣庭试题狱”。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后得隆科多赏识，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有人举报，当年考题中所出《易经》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知矣”与《诗经》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字，后用“止”字，前后联系，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正有一止之象”及年号有“正”字皆非吉兆之说。雍正帝当时正打算铲除隆科多党羽，遂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等罪将主考官查嗣庭逮捕下狱。查嗣庭在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死在狱中。他凡年满十六岁的儿子均被判斩刑，十五岁以下的流放。

到了乾隆皇帝时，文字狱更加大行其道。乾隆时期文字狱发生一百三十余起，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成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其中就包括“王锡侯《字贯》案”。

清乾隆年间，有个举人叫王锡侯，自幼聪明过人。他学问渊博，懂训诂，善诗文，会观天，通气象，一生写下了十多部书。乾隆三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