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一个王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在明朝历史上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忘记这九个字。而且明朝皇帝也是最有骨气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明朝皇帝的写照。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有骨气有血性的朝代，在对外战争中却有着一次不可原谅的失败，这次失败导致明朝迅速衰落，从此再无力对抗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的战争。

战争起因

土木堡之战又被称为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祸，它指的是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兵败事变。

明朝建立后，原蒙古贵族逃回草原，分裂成瓦剌和鞑靼，两个东西蒙古，明成祖朱棣在位时分别分封为王，但是对其的实际控制却非常低。之后两个部落间不断征战，瓦剌部落逐渐强大，公元1418年瓦剌部落再次统一蒙古。

公元1449年二月，蒙古大汗也先遣使两千人出使明朝，缺谎称有三千人，想向明朝邀赏，但是把持朝政的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而且买战马的钱也只给了五分之一，也先大怒。

七月也先统帅各部分四路进攻明朝，也先亲帅一路进攻大同。

据史记记载说“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可见蒙古进犯来势汹汹。明朝边关损失惨重。

纵观战争起因，明面上是明朝没有满足蒙古的要求，其实际上是蒙古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其军事实力大涨，又一次妄图占领中原，恢复祖先的荣光。还有就是明英宗宠信宦官，让蒙古可汗也先认为有可乘之机。

英宗亲征

公元1449年七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大同兵败，前线兵败战报传回京师，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决定亲征。

明史记载“秋七月己丑，瓦剌也先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下诏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帅群臣谏，不听。癸巳，命郕王居守”。

可以看出兵部吏部尚书都直言“六师不宜轻出”，但是明英宗却执意亲征。估计明英宗是过于自信了，认为蒙古大军根本打不过京师大军。然而事与愿违啊。

战败被俘

英宗御驾亲征，但是军务却是王振说了算，成国公朱勇作为大将军，却还要听从王振的安排。在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就是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军，王振知道后让他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从中可以看出明英宗对王振可以说是宠信到了极点，堂堂六部尚书之一的户部尚书却被一个宦官整了。

由于前线大军都由王振指挥，随行武将不敢忤逆王振，导致明军大败。

明史记载:庚申，瓦剌兵大至，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没，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救之，至鹞儿岭遇伏，全军尽覆。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战，明军战死数十万，战马损失二十万，最为关键的是随行武将基本全部战死。

英宗御驾亲征，却把军务交由宦官王振决定，也许是英宗忌惮武将掌权吧，其实不管是御驾亲征，还是宦官处理军务。这一切都表明了英宗不想把军权下放，但是这也直接导致了，前线作战失败，最后英宗被俘。

让我带你了解明朝土木堡之变的影响都体现在哪

土木堡之变，直接导致了四朝元老张辅、兵部尚书、户部尚书、驸马井源等五十多为大臣战死，...

明朝中前期，朱元璋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勋贵族一直是明朝的军事中坚。由于黑心老板朱元璋制定的政策，明朝的军官制度都是世袭，无法对军事贵族进行换血。明朝中前期比较靠谱的将领，大多是开国功臣之后。而基层的军官则更是一些开国时期就追随太祖南征北战的士官后代，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英国公张辅。

然而在土木堡之战中，武勋贵族几乎全员跟随明英宗出动，也几乎全部损失于此战。英国公张辅堪称大明军神，他南征北战，建功无数，让蒙古人闻风丧胆。但是在此战中，明英宗和王振不让他参与指挥，生怕他抢了自己的功劳。结果张辅却无辜地死在了这场荒谬的惨败中，时年七十余岁。

和张辅同死的，还有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等等。此战中，明朝积累的武勋贵族几乎全被扫光，这也使得明朝和宋朝一样，出现了重文轻武的恶劣局面，明朝的军事实力急剧衰落，而且还是不可逆转地衰落。

土木堡之变的影响体现在哪？

土木堡之后最大的影响则是于谦创建了文官领兵的先河，从而导致明朝武勋阶层彻底的衰落，无法与宦官和文官相抗衡而后创建的巡抚领兵制度根本上杜绝了武将上进的道路，造成军队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低下。领兵的文官由于科举制的缘故，很少有军事能力。由于底层吏治被胥吏把持，明代文官甚至连行政能力都不足，完全是一帮只会空谈和党争的文人，甚至其实际能力还不如宦官。这种情况出现在治理地方到还好说，一旦带兵打仗就会劣势尽显。另外，文官领兵会将朝中无所不在的政治斗争引入到军事中。文官带兵打仗，文官的政敌在后方扯后腿断大军的给养，乃至御史在朝中参奏，如此这般不堪，焉能取胜。因此，明代中期以后不要说开疆拓土，连收复失地都很少。个别几个有能力收复失地的还恰恰不是文官。比如毛文龙、郑成功，借助后金以及荷兰统治力的不足，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可以说，自土木堡之后，明朝的军制已经彻底走向了糜烂，也为后来后金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明朝第一名臣是谁?张居正?于谦?在这个候选名单中能排的上位的人估计可以列出满满的一张纸来，但在我个人角度来看，刚明第一名臣非救时宰相于谦所属。而提到这位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于谦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土木堡之变。

表面上看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并不大，其实影响了百余年的朝局

虽然军队战败了，皇帝被捉了，吓得不少大臣闹哄哄地要迁都，但后来于少保一场北京保卫战，又把瓦剌推回去了，没割地没赔款，朱祁镇后来也回来了还复位了。一切看起来和没发生一样。

但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土木堡之变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大明的政治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百余年的朝局。从几个方面简单的说一说。

第一方面，明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朱祁镇出征带去的，是明成祖朱棣五次远征大漠所留下的部队。这支部队不但能征善战，还拥有很多大漠作战的经验。一朝覆没，明军伤筋动骨，经验就此断了传承，从此后，明军面对北方的威胁，只能依靠坚城防守，徐图推进，再无远征之力。

第二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土木堡一战中，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赢、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悉数战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勋臣。他们的死，直接导致了在朝堂当中，“勋臣”这一阶层的话语权消失。

在明早期的政治格局中，勋臣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文官武官可以相互制衡。虽说朱元璋杀了不少，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后来朱棣起兵靖难，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勋臣，其中以朱能、张玉两家后人地位最高，先后掌管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从设立之初就是勋贵集团行使权力的所在。“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那时的兵部只是一个负责部队后勤的单位。朱祁镇御驾亲征，带走了勋贵当中最能打的一批人，结果系数报销在土木堡。剩下的勋贵，除了年纪小的，就是能力差的，这就导致后来勋贵阶层无人可用，变成了一群混吃等死、不学无术之辈。五军都督府也逐渐变成了“荣誉单位”，兵部的权力则猛涨。

在兵部权力猛涨的同时，又确定了“巡抚领兵”的制度，“以文统武”正式成型。武将从此被文官压制，再也无法翻身。后来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因为抱上了张居正的大腿，才能够有所作为。文官领兵的最大弊病倒不是说文官就不能打，因为也有不少熟读兵书、懂得用兵的文官。最大的弊病是，文官带兵会把朝堂中的党争带入到了军事行动中来，这将给军事行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比如甲党的某人奉命讨敌，一旦成功，甲党在朝中的权势必然大涨，所以乙党必然不会希望他成功。如果敌军势大或者军事形式很不乐观，那乙党还会有所收敛，毕竟谁都不希望亡国。可若是形式乐观的情况下，那乙党则可能敢用一切手段导致甲党人失败。胡宗宪、戚继光、孙承宗，后来都吃了党争的亏。

第三方面的影响其实是第二方面的影响产生后必然会出现的，就是内廷势力的坐大。文官掌握军权之后，皇帝能直接控制的力量只剩下了锦衣卫、东...

整个大明王朝在对外军事战争中几乎都以胜利告终，甚至在对当时欧洲霸主——荷兰也战而胜之，在当时的料罗湾大海战 中击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双方出动近百艘战舰数万人规模一点不比满清时候的中英鸦片战争小。“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体现了明王朝君主的自信与尊严。

但是也有例外的那就是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这场战役我们失败了而且是大惨败。因为当时逐渐强盛的瓦剌向明朝政府邀赏，结果当时大太监王振没有同意，随后瓦剌制造事端。我觉得这件事上王振没有错的，强盗都到家门口了还欲取欲给这才不正常，要知道当时经历了仁宣之治国力强盛，大明禁军远不像后世那么不堪一击，那还是一支追随成祖深入漠北的军队，勋贵武将还没有堕落的军队，当瓦剌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当然要给予重击断了他们的念想。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举兵南下，这时候20多岁的青年皇帝正是热血沸腾的时候，想着建功立业向数十年前的先祖那样痛击来犯之敌甚至深入漠北好让自己成为一位有建树的皇帝。所以很多人认为是王振挟持英宗是不靠谱的，王振最多是投其所好。何况英宗御驾亲征绝对能提升士兵的士气，英宗甚至不可能想到自己会失败所以英宗召集了明军绝对主力，拱卫京师的三大营，以及长江以北不需驻防的部队大约20w人对外号称50w大军以及大部分跟随朱棣靖难成功的勋贵及核心臣子迎击5w左右的蒙古军队，旁边还有宣府大同的数万边军做支援，就是这样的豪华配置我们的大明军队败了精锐几乎全军覆没皇帝被俘虏，六十六位大臣战死，整个勋贵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在历史上都是很少的。

明朝时期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在哪？

这次惨败只有区区十数天，这种大规模战争如此快的全军覆没也是罕见的，我就先不在这里阴谋论就单纯分析这次战败的影响。战败后新皇即位整个勋贵集团全军覆没没人开始制约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开始强大甚至和皇权分庭抗礼，和后边皇帝提拔宦官制约文官集团不无关系。可以说对于整个明王朝而言土木堡之战也是重大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标志了文官集团的崛起和宦官集团长达百年的内耗，如果有勋贵对皇权的支持宦官绝对不会如此嚣张。

明英宗朱祁镇一直有一个噩梦，那就是正统十四年的一次北伐。五十万大明军队和蒙古人交战，五十万军队啊，都是明成祖皇帝北伐留下来的精锐部队!五十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朝中勋贵武将折损近全。这是多么可怕的天文数字?土木堡之变，几乎导致了大明帝国衰落成为必然，朝廷之上的武将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文臣们开始跃跃欲试，希望成为朝廷上的主导角色。

关于明朝土木堡之变的影响

可不仅仅是皇帝的改变，不仅仅是君临天下的那个九五之尊发生的变化。首当其冲的就是朝廷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原本跟随朱元璋一起的那些功勋旧臣的子嗣们在土木堡的战场上被杀了个遍，朝廷之上的武将势力变得愈发的单薄，原本朱元璋为了预防北宋武将地位低下而导致的积弱局面有了复苏的苗头，原本这些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元勋子弟在洪武朝就被朱元璋杀掉众多，朱棣南下靖难又杀掉一批，如今土木堡之变又死掉一批，所以朝堂之上，几乎不存在可以和文官集团对垒的武将势力了。

勋贵武将们的离去，也代表着大明最精锐武装力量的锐减，因为明英宗北伐的失败，这些曾经代表着大明最强大势力的明军三大营，直属于大明皇帝的三大营几乎全部灭亡，五十万大军一夜之内全部覆灭，这对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是伤筋动骨的事情，对大明也是这般，原来的大明朝，对外敌的政策非常的统一，就是暴力统治，暴力进攻，不服的就打，打到你服气为止。原来的北元残余势力就是这样的，但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就再也没有原来的实力、能力如此了。我们可以发现，土木堡之变之后的大明，对于蒙古的政策从原本的主动转为了被动。

第三个影响，或多或少的改变了大明的命运。将士少了可以再招募，武将少了可以再补充，但是思想改变了就很难扭转。"天子守国门、君王守社稷"的思想正式形成。

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前，蒙古军队的兵锋非常逼近京师，有很多大臣主张朱祁镇南迁避让，但是于谦死活不肯，他以死相谏，说出了"天子守国门"的话语，他举例当年南宋南渡之后的下场，最终只有偏居一隅，完全没有天子之国的样子，如果大明如此，那么就是步南宋的后尘，必然不会善终。朱祁镇害怕，他不想成为大明千古的罪人。后世的崇祯皇帝也是这样，大臣们死活谏言他南迁南京，但是崇祯皇帝也搬出了于谦的这话来，最终他自缢而死。

土木堡之变，就是大明帝国开始走向衰败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武将们的命运也从此开始改变，正如后来的袁崇焕、毛文龙等人，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对于大明来说，可以说是终身的。

“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在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第六任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结果在怀来(今河北省怀来县)城外土木堡被瓦刺俘虏，被俘20天后其弟朱祁钰篡夺皇位的一场政治事件。“土木堡之变”在历史上又称为“土木之变”，它直接动摇了明朝的政治统治根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发生“土木堡之变”的深层原因。

年少无知，意气用事。

朱祁镇是明宣宗皇帝朱瞻基的长子，册立为太子。朱瞻基在37岁时得了不明之病无法医冶，英年早逝。朱祁镇9岁时登基当皇帝。这么一个小孩当皇帝，根本无法理政。幸好其父亲也想到了这一点，留下了一道遗招，凡事由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处置。可张太后不贪恋权势，严词拒绝了垂帘听政。幸好宣宗还给儿子留下了一班德才兼备的老臣辅政，如明朝非常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有这些忠臣们主政，整个王朝运转正常，政治稳定。朱祁镇当了个安乐皇帝，天天和太监们尽兴玩耍，过得十分惬意。

转眼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朱祁镇23岁了。此时，瓦刺(活跃于明朝和东、西蒙之间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边境上闹事。朱祁镇对大臣们说，自己亲自带兵去平乱。朝臣们纷纷劝阻，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天天只知道玩耍的人怎么可能去带兵打仗?可是，英宗皇帝年少气盛，根本听不进大臣们的意见，同时很羡慕那些曾立下赫赫战功的祖辈们，于是，仓促拼凑50万大军，浩浩荡荡，御驾亲征。

英宗出发后，连日大雨，道路难行。到达大同附近，士兵看到地上到处是被杀死的明军尸体，几乎没什么斗志了。英宗也心生怯意，决定撤军返回。走着走看，英宗带着大军到达了怀来城的土木堡。此时瓦刺军己经追上明军，迅速把土木堡包围起来。50万大军不堪一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50多位随军大臣全部战死。英宗看到自己逃不掉了，干脆下马，盘腿坐在地上，等着瓦刺人来俘虏。瓦刺人俘虏了英宗，认为是奇货可居，将其软禁起来，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打算用他来要挟明朝政府。

宦官当政，祸乱朝纲。

造成英宗皇帝被俘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太监王振。

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来，对宦官管束十分严历。王振本来只是负责照顾朱祁镇日常生活的宦官，可这个太监王振十分有心计，他一边尽力讨好英宗，一边骗取内阁的好感，获得了司礼监太监的职务。随着三朝元老“三杨”等老臣的相继离世和退隐，太皇太后张氏病故，英宗的母亲能力有限，王振把持朝纲的欲望更加膨胀了。他一方面花言巧语骗取了英宗的信任，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发展自已的势力，而此时的英宗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宠爱有加。

正统十四年二月，瓦刺也先像往年一样向明皇朝贡马匹。依惯例，2000人的贡使团谎报3000人，多报冒认赏赐。以前王振也没说什么，这次他突然改变主意，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还自作主张将马匹的价格减去了五分之四。使团回去报告瓦刺头领也先。也先咬牙切齿、满腔愤怒、怀恨于心。没过多久就找了个借口向明朝腹地发起了进攻，很快就把边塞重镇大同城围得水...

明朝并不是古代王朝中最为强盛的，但其魅力却是不容小觑，武有朱元璋、徐达、常遇春、朱棣、郑和、于谦、戚继光、李定国，文有有王守仁、朱载堉、杨慎、沈练、李时珍、张居正、卢象升，都说三国人才辈出，明朝何尝不是。但后世提到明朝，很多人的直观印象则是“黑暗、昏庸”，从一开始的热血励志到最后的腐败不堪，土木堡之变作为中转点，看尽了一个朝代的繁华，也目睹了一个朝代的衰败。

泱泱大朝，经土木堡之变后开始走起了下坡路，后世将其原因归结于文官阴谋，甚至有评论说于谦主导整个过程。直到今天再回首整个事件，看似不可思议的走向，其实背后隐含着诸多历史走向的必然，但可以肯定的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决策失误对土木堡之变有绝对的责任。土木堡之变绝不只是明朝的耻辱，一场败仗，其后带来的影响关乎整个明朝的命数。

还原真实的土木堡之变

明朝正统十四年，瓦刺太师也先屡次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率领五十万精锐大军出征，计划从大同北上，与瓦刺在明朝边境绝战，惨败于土木堡，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战死。总伤亡人数达到三十万人左右，是明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败之仗。当时京师二十万精锐都已在前线失陷，只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

根据《天顺日录》记载，“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由上可知，此战中，整个明朝的文武中枢，中流砥柱几近一扫而空，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盛状已成昨日黄花。大明帝国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毁于一旦，其后虽重建，却再难复从前战力。而鼎盛时期的明朝经此一败，竟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大厦将倾之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另立新帝，重新构建朝廷，断了瓦刺挟持明英宗自重的心，随后便开始排兵布阵，亲征前线救回明英宗朱祁镇。于谦力揽狂澜，硬生生将大明朝从崩塌边缘拉了回来。至此，土木堡之战划下了句号。而这还不是结束，于谦的逝世，才真正为明朝的衰败拉开帷幕。

土木堡大败归结于谁

土木堡大败的原因或许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失利，但决策是导致大败的关键。传统史学观点，均认为此战大败的元凶是朱祁镇宠幸宦官王振，犯下各种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才导致全军覆没。

明英宗朱祁镇身为一国之君，更是指挥首领，在此次战役中，做出了种种出人意外的决策，例如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导致明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迷;不肯采纳兵部尚书之议，一意孤行;初战失利后着急与瓦刺议和，却反中其计;进军中采取冒险，回师采取逃跑;战前没有做好准备，导致行军中后勤保障不力;领导层更是勾心斗角，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等等。正是这些决策，导致了土木堡之战大败。可真...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

与仓促迎战的印象不同，明朝随即开始了战争动员。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率领一部分京军移驻大同、宣府，以备瓦剌。

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当时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

西宁侯宋瑛在大同以东的阳和全军覆没，大同败报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和王振带领约25万大军(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

大军出京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曾于十五日在阳和迎战也先军。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监军太监郭敬伏草丛中逃脱。

数日后大军到达阳和，明英宗目睹此前宋瑛部尸横遍野的惨状，心中动摇，到达大同以后，镇守太监郭敬密报战场态势严峻，加之又遇大雨，明英宗终于同意班师。

王振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449年8月13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而瓦剌军紧追不舍。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

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

明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被瓦剌士兵俘送也先之弟赛刊王营，成为瓦剌的俘虏。

两军混战中，明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命为兵部左侍郎。他在任期间保卫京师，铲除奸党众多，辅助朝纲并在夺门之变和土木堡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以上事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

于谦与土木堡之变还有什么关系呢?土木堡之变中于谦功不可没，最大原因是于谦辅助孙皇后和新皇帝收拾了土木堡之变后的残局。背景是土木堡之战战败后，明英宗被瓦剌俘虏，残兵败将跑回京城，朝中大臣得知此消息后，朝政一片混乱，有的大臣趁机溜之大吉。面对朝中无人抵挡一面的情况，孙皇后站出来主持朝政，于谦辅佐出谋划策，制定策略安抚朝廷内外，辅助新皇帝登基治理国家大事，最终保住了明王朝。并在朝廷稳定后率兵征讨瓦剌，瓦剌军队大败，臣服于朝廷，明军取得胜利。所以说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谦与土木堡之变，关系可以定义为于谦是土木堡之变局势的化解之人，是明王朝续存二百年的功臣。

土木堡之变结局

几百年前的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文官集团势力开始膨胀，这使得明代中后期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土木堡之变结局如何呢?

明英宗在王振的建议下准备亲征瓦剌，但在途中看到瓦剌军的强大战斗力以及破坏力之后，便心生畏惧，决定撤退。大军本可以按照既定计划成功的撤退，但是王振为了在家乡父老乡亲之间炫耀自己，决定走自己的家乡的路。但在半途中又害怕大军会破坏自己家的麦子，又原路返回，并最终被瓦剌军追上，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大败，全军覆没，明英宗也被捉了去，王振也被一些爱国将领锤死。在这个大的失败当中，明朝众多能臣武将都葬死于此。后来远在北京的旧臣另立新君，并在于谦的带领下，在各路勤王大军的帮助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有哪些？

瓦剌发现明英宗毫无利用价值，就把他送了回去。过了几年，在一些对权力充满渴望的大臣的帮助下，他重登皇位。此时的明朝，由于土木堡之变死了众多的武将，所以朝中文官取得了空前的地位。之前的统治者还可以利用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相互的制约，来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但现在朝中是文官集团一家独大，导致此时的明英宗只能收敛起之前对于文官集团的不满。文官集团控制了朝政，导致明王朝军事力量及统治开始走下坡路。

土木堡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以及内阁成员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从此进入了中后期阶段。

明朝土木堡之变

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

自从公元1387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将元朝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以后，为解决军粮补给问题，在全国实行了且战且耕的军屯制，使军队成为担负作战、生产两大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为控制军队，又实行太监监军制，赋予太监与各级将帅同等的权力，从而形成将不如兵，兵不习战的状况，军队作战能力日趋低下。而与此同时，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却在塞北高原乘机崛起。1439年，作为部落首领之一的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并使其领地迅速扩展到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风，能征惯战的强大骑兵队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认为攻明时机已经成熟，便以明廷刁难贡使和毁婚约为理由，发兵分4路攻明。自领一路约三、五万人直取大同。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久不习战，漫无纪律，又处于不知兵的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7月11日，右参将吴浩兵败被杀;7月15日，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迅传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乱。本来，也先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明廷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振为炫耀其威势，竭力怂恿9岁即位，是年仅23岁的英宗皇帝亲征，企图以此吓退瓦剌。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廉极力劝阻，吏部尚书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谏阻。但王振不听。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和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大批文武官员，以及号称50万的唯一战略机动部队——京军亲征，并且不要准备，于即日出发。

由于抱有一厢情愿地“吓退瓦剌”的初衷，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1两白银及衣物、炒麦等物资。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临时从武库中拿出80万件兵器分发部队。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给部队使用的先进火器也匆忙拿出来配给部队。为了携运物资，给每3个人配备了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7月16日，在兵将不相习，士兵不能熟练使用新配发兵器，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50万明军被一个“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皇帝和一个专横跋扈、一无所长的宦官指挥着，如用儿戏一般，北出居庸关，向大同前进。一路行阵如蚁，首尾难顾。出发前，明知此战必败的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但群臣惧怕王振，其谋难以实行。随行群臣中，英国公张辅是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