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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

易顺鼎(1858~1920)清末官员、诗人,寒庐七子之一。字实甫、实父、中硕,号忏绮斋、眉伽,晚号哭庵、一广居士等,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易佩绅之子。光绪元年举人。曾被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经史讲席。马关条约签订后,上书请罢和义。曾两去台湾,帮助刘永福抗战。庚子事变时,督江楚转运,此后在广西。云南、广东等地任道台。辛亥革命后去北京,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后,任印铸局长。帝制失败后,纵情于歌楼妓馆。工诗,讲究属对工巧,用意新颖,与樊增祥并称“樊易”,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等。

人物生平

易顺鼎生于清文宗咸丰八年,卒于民国九年,年63岁。(现代中国文学史卒年同,年五十九岁。此从五续疑年录附录二)。与罗瘿公、何震彝、闵尔昌、步章五、梁鸿志、黄秋岳等并称为“寒庐七子”。

幼有神童之目,5岁能作对。15岁补诸生。工诗,十五、六岁时即刻印《眉心室悔存稿》,传诵一时,有“龙阳才子”之称。尝问业于王闾运,与宁乡程颐万、湘乡曾广钧称“湖南三诗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是年冬,北上应礼部试,取道江南,骑驴冒雪入南京城,遍访六朝及前明遗迹,一日成《金陵杂感》七律二十首。忠州李士芬号称能诗,读后大兴叹服,赠诗“烂熟《南朝史》,澜翻东海波”。但6次应试落第。年30,以同知候补河南,不久捐道员,总厘税、赈抚、水利三局,并督修贾鲁河工程,任三省河图局总办。光绪十四年以进呈三省河图,授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易顺鼎积极主战,参与刘坤一军幕。次年,清政府战败议和,拟割让台湾,赔银2万万两。易顺鼎兼程至京,两次上书要求“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未被采纳,投河自尽,被人救起,痛哭流涕。及闻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拟率军死守,易顺鼎决心赴台,“以只身人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及至厦门,唐景崧事败已便衣内渡。得知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战斗,不顾友人和刘坤一力阻,葛衫布履,行李一肩,壮行台南助刘永福。刘拨给他3营兵力,援守台中,因军饷无着,回内地筹饷。及至筹得饷银5万两,抵涵江时,台中已为日寇占领,折回厦门。不久,全台沦陷。顺鼎两渡台湾,卒无所成,但不失为气节功名之士。

甲午战争后,易顺鼎悲愤交集,入庐山,于三峡涧上筑琴志楼隐居。两湖总督张之洞招人幕府,任两湖书院分教。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易顺鼎被委任督办江阴江防,寻调驻陕西,督办江楚转运。二十八年,调任广西右江道。他赋诗言志:“新词欲赋贺梅子,他日应呼易柳州”。到任后,革除骚扰损民之弊,严禁私收派费,清户口,发门牌,办团练,督修寨栅,清盗抗匪,保境安民,赈济灾民,发放牛种,发展农桑,深受士民感戴。三十四年,授云南临安开广道,旋调任广东钦廉道。次年秋,署广东肇罗道,后移高雷阳道。

辛亥革命后,易顺鼎赋闲居京,贫不能自存,与袁克文投契,被委为政事堂参事,后改国务院印刷局帮办。民国四年(1915)9月,他与湖南官绅及立宪派人士61人,上书参事院,要求恢复帝制。次年2月,任印铸局代局长、局长。袁氏帝制事败,顺鼎失意,发出“名士一文值钱少”的喟叹,漂泊京师,出入舞榭歌台,恣娱声色。民国九年(1920),因抑郁逝于京寓,终年63岁。

易顺鼎墓位于湖南省汉寿县,夫人墓与之并列。坐北朝南,墓冢高1.5米,底径4米,混泥土封顶,碑阴刻“显祖考易公实甫之墓”。易顺鼎夫妇墓修于1920年,由于年代久远,目前风化严重。

文学成就

顺鼎自负聪明,自称为张梦晋后身。于学无所不窥,为考据,为经济,为骈体文,为诗词,生平诗将万首,与樊增祥称“两雄”。生平足迹及十数行省,一地为一集,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吴船诗录》、《樊山沌水诗录》、《蜀船诗录》、《巴山诗录》、《锦里诗录》、《峩眉诗录》、《春城诗录》、《林屋诗录》、《游梁诗剩》、《庐山诗录》、《宣南集》、《岭南集》、《甬东集》、《四魂集》、《四魂外集》、《霭园诗事》,大都收入《琴志楼易氏业书》。病逝前又排比钞辑,印成《琴志楼编年诗集》十二卷,《琴志楼游山诗集》八卷。所为诗,“行役浏览之作品其大半,而山水居多”。此外也多为咏物、艳情之作。其作诗好尚巧对,认为“以对属为工,乃诗之正宗”,“无工 巧浑成对仗,竟可以不作诗。”讲究属对工巧,做事精切,设色奇丽,用意新颖,技巧有过人之处,是其诗作特点。他的古体诗则恣肆豪和,张之洞曾评其《万杉寺五爪樟》“雄伟恣肆”,赞为“奇作”。其自述生平诗《四魂集》最为有名。

人物小传

易顺鼎,湖南龙阳(今汉寿)县人,字实甫,号很多,最出名者为“哭庵”。他的父亲易佩绅曾任山西、四川、江苏布政使。易顺鼎少时受过湘中大名士王闿运的点拨,很受其赏识,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他又与袁克文、何震彝、闵尔昌、步章五、梁鸿志、黄秋岳并称为“寒庐七子”是近代有影响的大诗人之一,与湖北樊增祥齐名,有“北樊南易”之称。

易顺鼎以诗人著称,但大半生却奔忙于军旅和官场,希望有所建树,结果事与愿违,因此他的一生有点悲剧意味。这种悲剧带有最后一代士大夫文人的共同性。他自负大才,有着忧国忧民之心,但对已经发生的新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却难免疏离和隔膜。因此,他虽然看到末世的危机和弊病,不满和不平,却只能依附于它,成为时代悲剧中的一个角色。同时他命运的悲剧又带有个人特点,有着狂放不羁的操行与矛盾性格,否定了传统(实际上未全部抛弃)的准则,却又没有新的支点,与前代一些睥睨世俗的狂士不同,这是一个因时代巨变动摇了传统价值观,失去了信念支撑也失去了道德羁绊的末世才子。

兵乱奇遇

易顺鼎7岁那年,父亲易佩绅奉命率湘勇赴陕西防堵太平军西进,易顺鼎也随母亲到陕西,居住在汉中。1863年8月,太平军攻破汉中城,慌乱中易顺鼎与家人被冲散,他一人行乞数日,误入太平军中,时间达半年多。后来他自己描绘太平军对他像“小王子”一样照顾。直到第二年春天,易顺鼎才被清军僧格林沁所部救回。见僧格林沁时,他一点不胆怯,因为这位王爷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他就用手指蘸着唾沫在僧格林沁手掌上写字。僧格林沁很惊异,要易顺鼎用笔写明父亲和自己的姓名。看过后,僧格林沁大喜,赞叹道:“奇儿也!”“神童”之名一时传遍。直到他45岁,慈禧太后召见他时,荣禄还向慈禧讲起这段故事。

仕宦隐退

易顺鼎18岁考中了光绪元年恩科举人,后来就不顺了,考进士6次落第,23岁时纳资捐了个刑部郎中,30岁改捐试用道,分发河南。两年内在开封先后任厘税、赈抚、水利等局总办,郑州黄河决口,又督修贾鲁河河工,还监考河南乡试,任三省河图局总办。以进呈《修三省黄河图说》被保荐为候补道,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其实这是待补虚衔,他深感怀才不遇,于是请病假,在庐山筑琴志楼隐居。张之洞爱其才干,聘他任两湖书院教席。不久母亲病逝,他回家服孝。

两入台湾

1894年夏,他服孝刚满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易顺鼎怀着一腔报国热忱,也出于建功扬名的希冀,投笔从戎。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镇守山海关,招他入佐军幕。1895年,清政府一败涂地,派李鸿章赴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拟割让台湾,赔银2万万两。消息传来,易顺鼎极为愤慨,出于爱国热情,立即启程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冒死向朝廷上疏,痛劾李鸿章的误国之罪,并极论辽东、台湾位置的重要性。

不久,易顺鼎听到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拟率军死守宝岛的消息后,决心赴台湾参加战斗。他又昼夜兼程返回军营,强烈要求赴台抗日。他哭着向刘坤一说:“愿只身入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刘坤一深为感动,为他壮行。当易顺鼎抵达厦门时,台北却已经沦陷,巡抚唐景崧已经化装成平民逃回内地,他留居厦门继续打听台湾的消息。在了解到前黑旗军主帅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战斗时,他不顾友人和刘坤一的极力劝阻,打扮成船员的装束,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英国爹士利号轮船在夜色中渡海,过澎湖,经鹿耳门、七鲲身,来到台南,为驻守台南的刘永福筹划抵抗日军。当时基隆、台北早已丢失,丘逢甲守台中不力也已内渡。这时,居然有一位道台大人易顺鼎从大陆渡海而来,对刘永福和坚持抗日的台湾军民,无疑是极大鼓舞。台南100多名文官武将,以刘永福和易顺鼎为首,歃血为盟,“誓同死守,不肯事仇”。过了一段时间,因军饷没有着落,易顺鼎回内地筹措军饷。他先至南京见两江总督张之洞,又至武昌请署理湖广总督谭继洵发电函给两广总督谭钟麟等等,利用各种渠道,筹集到白银15万两(一说万余两)带往台南。日军进逼台南,当地的局势异常紧张。易顺鼎明知固守十分艰难,却仍然期待着有援军来临,盼望出现奇迹,扭转危局。为此,他流连不忍离去。这时在台的官兵早已纷纷渡海而归,内地的亲朋不见易顺鼎的踪影,一时传说他已在台湾殉难,不明真相的知交甚至痛撰挽联哀悼殉国的忠魂。但易顺鼎并没有死,好友张之洞和陈三立等察知实情,先后数次函电催促他返回内地,易顺鼎看到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不得已返回厦门。不久,台湾全岛沦陷。

巡道生涯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逃往西安,易顺鼎从南京出发,奔波千余里赶到西安,希望在这危难时刻表现自己的忠心。他的诗友樊增祥正是在这期间受到慈禧青睐而高升的,但易顺鼎却一无所获。经张之洞、刘坤一保荐,易顺鼎才得了个督办江楚转运的差使。他曾请荣禄帮忙,荣禄在慈禧面前说了好话,1902年他终于实授广西右江道。易顺鼎实任清朝的官不足3年,这3年的实职生涯,以在高雷阳道任上政绩较为突出。他的职务是广东高雷两州巡道兼兵备道。巡道又叫观察,职位在知府知县之上,管辖高州、雷州两府9个县即现在茂名、湛江两市辖区的信宜、高州、化州、电白、吴川、廉江、遂溪、海康、徐闻等县(市),官衔不小,是省布政司的参政参议。主要职责是对地方军政官员进行监督,反映民意,对渎职者进行弹劾。易顺鼎走马上任仅带师爷和随从各1人,轻车简从上任,从陆路经云浮、罗定、信宜来到高州,历时5天。那时虽说是官家驿道,但道路坎坷,路途颠扑,劳碌不堪,何况易顺鼎身体不好,更是疲惫不堪。他们主仆3人晓行夜宿,历时5天,终于到达高州城。仅休整5天后,易顺鼎便到高州各地体察民情去了。

一日,易顺鼎到高城一个叫“双渚渔歌”的地方体察民情。漫步行到西江渡口,步入两个大沙滩,观看江上渔民捉鱼,听到渔民边工作边唱歌。易顺鼎是湖南人,听不懂渔民在唱什么,请教3位地方举人,得知渔民唱的是高州民谣,反映高州民情,痛骂官府腐败。他便到沙滩岸边船屋访问老渔民并录下渔民所唱歌词。易顺鼎回衙后感触甚深,不管高州文武官员高兴不高兴,用他访问观察民情所得事实,以发自内心的心声,慷慨激昂地作《高州谣》,用语凌厉,不留情面,直话直说,体现他办事的风格。诗歌是这样写的:“有盗满山兵不捕,日戕老父掠儿女。有民患饥官不哺,又见淫霖害禾黍。……君莫作高州民,高州民死作腊脯。君莫作高州官,高州官多无肺腑。”

遗民终老

辛亥革命后,易顺鼎先在上海躲避了一段时间,后往返于京沪间,1913年2月乘汽车赴北京定居。民国初年的易顺鼎思想感情相当复杂混乱。清亡后许多人纷纷剪辫,易顺鼎一度仍留着辫子,却写了一首《告剪辫诗》,特意表明自己不剪发并非出于对清室表示忠诚。他的思想与遗老有所不同,对前清并无太多留恋伤感,但对民国初年的混浊局面也不满,尤其鄙视那些前清高官摇身一变而为民国“党魁”。此时,他已无心功名政事,因此曾经贫困到了不能维持生计的地步。后来,他与“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因诗文结识,并十分投缘,为了谋生,他接受了袁世凯政事堂下设印铸局参事的委任状,后两度代理印铸局局长,升任印铸局帮办。1915年8月任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专员。1915年9月,他与湖南官绅及立宪派人士61人,上书参政院,要求恢复帝制。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易顺鼎深感失意,进入暮年的他,有感于怀才不遇,一事无成,于是以遗老名士自居,漂泊京师,放浪形骸,风流自赏,与樊增祥等寄情于诗酒声色。1920年8月在北京于贫病中死去,终年63岁,1927年归葬于老家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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