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及朱子理学之历史命运，可谓两朝天子两重天。

对于朱熹以及朱子理学来说，宋宁宗的时代，基本上是暗无天日。宋宁宗即位后没有多久，作为宋宁宗的“侍讲”，朱熹就名列“逆党”，一贬再贬，其罪状有十条之多;理学也成了“伪学”，或曰“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或曰“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诋毁圣德”。因为“禁用伪学之党”，朱熹的著述，包括《四书集注》，“为世大禁”。以科举取士，凡“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即便“乡试”也“必令书‘系不是伪学’”。朱熹是继儒学之大统的，在宋宁宗时代，却是硬把朱熹以及理学，与孔孟之道割离开来。甚至有人仿孔子诛少正卯之例，提出对朱熹“加少正卯之诛”。魏晋时期，钟会要司马氏置嵇康于死地，援引的先例是“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这或许还有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为借口，朱熹却终生致力于弘扬孔孟之道，对朱熹“加少正卯之诛”，连这样的借口都找不出来。

朱熹被列入“逆党”，朱子理学被当作“伪学”，只为朱熹的两次进言。第一次进言，是作为宋宁宗之侍讲在为宁宗讲课之后，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臣，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中外咸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矣。”谁都听得出来，“或窃其柄”的“左右”，说的就是韩侂胄。这正是宋宁宗“倚任侂胄”之时，便以“悯卿耆艾”为借口，罢了他的侍讲之职。第二次进言，则在赵汝愚十分蹊跷地“暴死”之后，“家居”的朱熹，因“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赵汝愚之冤”。自此，朱熹不仅“落职，罢祠”，而且引发对于所谓“伪学”的新一轮围攻。

朱熹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在宋理宗的时代，已在九泉之下的朱熹以及朱子理学，却是如日中天。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朱熹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改封徽国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朱熹被“诏恩从祀孔庙”。此后，朱熹便被后人顶礼膜拜，配享“冷猪肉”了。与朱熹一起“升天”的就是朱子理学。《四书集注》已成士人的必读之书，以科举取士考的便是朱熹的学说，在宋宁宗朝成为禁区的朱子理学，在宋理宗朝俨然被奉为圭臬。

朱熹以及朱子理学在宋理宗朝如日中天，与权臣史弥远有一定的关系。此公名声不好，他在诛韩侂胄于玉律园后，起用韩侂胄当权之时受压的理学人士，抬高朱子理学的地位，不无改善自己形象，争取理学人士之拥戴的考虑。所以在韩侂胄被诛后的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便分别由“诏赐”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朱熹在去世八年之后成为“朱文公”。宋理宗供奉朱熹，也不乏与史弥远相似的考虑。他毕竟系史弥远矫诏而立。如果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朱熹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有史弥远在起着作用，那么，史弥远去世八年之后即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