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6月，杨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突然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与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在阅读。曾国荃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有胆有识”，郭嵩焘则将杨廷熙的名字与文章写入了日记。

那是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击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

一、不得不设的同文馆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要培养翻译人才。

该馆的设置，与清廷1840年之后屡屡因翻译问题在对外交涉中陷入被动吃亏的困境，有直接关系。鉴于翻译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纠纷，1858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时，其中写入了这样一条规定：

以后，英国方面的文件，“俱用英文书写”;考虑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仍附带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选派人才将英文学好之后，英国方面将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而且，“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双方以后若对文件内容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须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也许是对清廷动作缓慢的不满。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新条约里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等规定，还给“暂时附汉文”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后，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总理衙门设立了“同文馆”，招收学生入内，学英、法、俄三国语言。稍后，因察觉到制造、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必须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于1866年末奏请，欲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奕訢们在奏折中说：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奕訢此举，让远离决策中枢、却因饱读圣贤之书而充满了使命感的杨廷熙深受刺激。

二、杨廷熙的十条“大不解”

在奏折里暴走之前，杨廷熙让家人购买了一具棺材，以备后事。

奏折开篇，即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杨廷熙说：从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干旱，没有下雨，还常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京城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说向洋人求学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歧路。

杨廷熙不反对派人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他在奏折中说，孔子、孟子都不重视天文和数学，他们“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立意非常深远。如今却要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和数学，我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道说道。

第一条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敌，先皇(咸丰)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里去世的。总理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