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

“张浩来信”事件

事件原委

原甘肃省档案局干部，1979年2月，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回洛阳伊川县老家探亲，发现村里正分产到组，因家里劳动力不足，少分了几口牲口，张浩遂向党中央写信，陈述了自己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满，希望中央将农村生产体制改回人民公社制度。他认为“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该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 1979年3月15日，张浩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这立刻带来了已推行农村改革地区的震动，使改革陷入“混乱”。

事件影响

伴随着万里、王任重、胡耀邦等领导人的介入，这场史称张浩事件、焦点为农村改革是否该继续的争论，几近白热化。 人民日报前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回忆，张浩来信见报后，洛阳、卢氏等县也迅速作出决定，一律停止搞责任制。 据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回忆，张浩事件发生后，责任田制度推行广泛的安徽省受到的影响最大。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钱念孙记得，张浩事件之初，安徽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曾专程到肥西县委，对该县实行包产到户 表示不满后，称如果这样下去，“军队绝不答应。”迫于压力，肥西县委只好停止实行包产到户。 张浩来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到下面视察以“稳定军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来电，要求停止责任 田制度，万里硬是“顶”了回去。 让万里坚持责任田的依据，是他对中国农民困苦生活条件的认识。在时为万里助手的吴象记忆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前，相比其他省份，安徽的浮夸风更盛，大灾之年上报丰收，生产队长带人逐家逐户翻箱倒柜搜粮上交。 大量农民死去，而一些地方为粉饰太平，出台了“死人四不准”规定，“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 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你们可能还记得人民公社化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病、饿死人。”张 浩事件20年后，1998年，万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很是动情。 可以证实的是，当时坚持改革，举步维艰。 为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万里决定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安徽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信中说：“包产到组” 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 为什么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 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 酬办法》的编者按语，承认1979年3月15日刊登的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 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 信件的发表以及人民日报的表态，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张浩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而，包产到户逐步走向公开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在多个场合下表示支持改革后，才得到解决。 张浩事件三年后，即1982年，中央才正式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已推行四年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终于落上了户口”。

“张浩来信”原文

《人民日报》张浩来信：分田到户怎么搞农业现代化 1979-03-15 人民日报 第1版 专栏：来信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编者按：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当前，我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春耕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要在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前提下，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把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适时地、高质量地完成春耕生产的各项任务。 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这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种劳动计酬方法，可以使干部、社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但是，这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经验说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至于在劳动计酬上采取哪种方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如下： 据有关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说，洛阳地区的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也看到一个队正在酝酿分组）。即采取自找对象、自由结合的办法，把生产队分成若干个组，每组四十至四十五人，按每户六、七人计，约六至八户为一组。然后将生产资料，即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有的社队还把生产队的库存粮食也按组分光了。他们说，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听说有个地方还召开了推行“包产到组”的现场会，会后县社催得很紧，责令快分，说这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到的一个大队和十几个生产队，除个别队顶着不愿分外，其余都已经分开了。 干部和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知道我是在甘肃“省上”工作的，推想可能我会清楚，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不是党中央的“新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河南省是不是各处都这样搞了？等等。 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或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中央不会发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 我看农村干部、群众很关心这事，有意想听听他们的看法。我问了两个大队干部（一个支部副书记、一个支委），两个生产队干部（一个队长、一个保管员）和不同出身的社员。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二十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很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让这样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 两位生产队干部担心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以后，生产队将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调配不好做，现金、实物也不好分配，还可能带来混乱。他们说：“这个组产量是五百，那个组是四百，这个组工值是一元，那个组是五角，拉平分配肯定通不过，各分各的岂不是以组为核算单位了吗？用这个办法来调动积极性，我们看不中啊！”贫下中农社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分田到组，怎么能搞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一位六十来岁的富裕中农说：“这样搞也许能行，就是拖拉机可使不上了。”“拖拉机也包给个人。一台‘四○’拖拉机，一年向队里上交五千块钱。包给个人跑去了，还能使上吗？” 我认为：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象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有点象一级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地搞大队核算，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甘肃省档案局 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