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数首，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以推断出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忆江南三首》分写江南春色、杭州秋景和苏州胜事。三首词主旨相同而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第一首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写春景。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说明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身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接下去，即用两句词写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互文见义。春来百花盛开，已极红艳；红日普照，更红得耀眼。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绿，红艳艳的阳光洒满了江岸，更显得绿波粼粼。在这里，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鲜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如果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画作了。作者很爱西湖的春天，他在词里偏偏不写杭州之春，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和第一首词所写的春景重复。他写杭州之秋，一写山寺赏月赏桂，一写高亭之上观钱塘江潮。两句词就写出两种境界。“山寺月中寻桂子”，山寺有许多传说，有的还蒙上一层神话色彩：传说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作者曾在寺中赏月，中秋节桂花飘香，那境界使他终身难忘。山、寺、月影下，寻桂子，写出了幽美的环境，也写了置身其间的词人的活动。然而，词人回忆杭州还有另一种境界使人难忘。那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所以白居易写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潮头了，显得趣意盎然。“郡亭枕上看潮头”，以幽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的境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白居易是热爱杭州的，所以他在回到北方以后，又产生了“何日更重游”的愿望。

第三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吴酒一杯春竹叶”一句值得品味。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他喝着吴酒，观赏“吴娃双舞醉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作者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阳后说：“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则又回到眼前，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