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作于杜甫定居成都草堂之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或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春。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在饱经离乱之后，寓居四川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暂时有了安身的处所。时值春暖花开，更有赏心乐事，杜甫对生活是热爱的。这是他写这组诗的生活和感情基础。第二年（一说第三年）春暖花开时节，他独自在锦江江畔散步赏花，写下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一组诗。

这组诗，每首都紧扣着寻花题意来写，每首都有花。第一首起句的“江上被花恼不彻”和末首的“不是看花即欲死”遥相呼应，真如常山蛇，扣首则尾应，扣尾则首应，而其中各首都抓绘着赏花、看花，贯串到底。

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花恼人，实际上是花惹人爱。花在江上，花影媚水，水光花色，更是可爱。“颠狂”两字把爱花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于是诗人觅伴赏花，“走觅南邻爱酒伴”。可知杜甫是找他的邻居一同赏花的。“经旬出饮独空床”，明写这位爱酒伴是出饮，但他该也是独自赏花去了。这“无处告诉只颠狂”写的是两个人的事——他们都到江畔独步寻花去了。也可能寻花的还有更多的人，谁都爱美。这七首绝句写寻花，贯穿了“颠狂”二字，这第一首诗是解题。

第二首：“稠花乱蕊畏江滨”，是承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而来的。江上的花是纷繁的花和杂乱的蕊左右包围着江的两边，浣花溪一片花海。第一首头一句说“江上被花恼不彻”，而这首第二句则说“行步欹危实怕春”。王嗣奭在《杜臆》把颠狂的形态和心理都讲得比较透辟。花之醉人如此，接着写驱使诗酒，“未须料理自头人”。这是写花之魅力，花添诗情酒意，花使青春长在。这是寓有哲理，也合乎情理的。

第三首：“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这两句又是承二首句“稠花乱蕊畏江滨”而来，把大的范围缩到小的范围——两三家。范围缩小了，花却繁忙起来了。诗的起句是写静态，红花白花也平常。而加“多事”两字，顿觉热闹非常。“多事”又是从前面花恼人而生发来的，其奇妙处也是前后辉映。末二句抒情，把春光拟人化。“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似乎有所妙悟，也似有所解脱，但其深情，仍该是爱花。

第四首：“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组诗又宕开一层，写洗花溪边的繁花缤纷，这是村居所见之花；作者这时又想象成都少城之花，“百花高楼更可怜”。这句和他后来写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两句前半截极相似，而后三字哀乐迥异。“更可怜”即多可爱的意思。遥看少城之花，本是烟雾迷惘的烟花，但不曰烟花，而曰花满烟，真如《杜臆》所云“化腐为新”了。这样把城中之花再来陪衬江上、江滨村中人家之花，有远望近观之异，而乐事则相同。末二句以发问作结，“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实叹招饮无人，徒留想象，余韵无穷。

诗题为独步寻花，组诗的第五首则写到黄师塔前看花。“黄师塔前江水东”，写具体的地点。“春光懒困倚微风”则写自己的倦态，春暖人易懒倦，所以倚风小息。但这为的是更好地看花，看那“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这里叠用爱字，爱深红，爱浅红，爱这爱那，应接不暇，但又是紧跟着“开无主”三字来的。“开无主”就是自由自在地开，尽量地开，大开特开，所以下句承接起来更显出绚烂绮丽，诗也如锦似绣。

第六首写寻花到了黄四娘家。这首诗记叙在黄四娘家赏花时的场面和感触，描写草堂周围烂漫的春光，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和适意之怀。春花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都跃然纸上。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

最后一首：“不是爱花即欲死”。痛快干脆，毫不藏伏。杜甫惯于一拚到底，常用狠语，如“语不惊人死不休”，即是如此。他又写道：“只恐花尽老相催。”怕的是花谢人老。下两句则是写景，写花枝之易落，花蕊的慢开，景中寓借花之深情，以对句出之，更是加倍写法，而又密不透风，情深语细。

春暖花开的时节，杜甫本想寻伴同游赏花，未能寻到，只好独自在成都锦江江畔散步，每经历一处，写一处；写一处，又换一意；一连成诗七首，共成一个体系，同时每首诗又自成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