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注解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赏析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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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