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主旨的说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毛诗序》，认为“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郑笺、孔疏皆从其说，至宋又加进理学内容，所谓“此诗言人之喜怒未萌，则思欲未动。及其私欲一炽，则天理灭矣。故思以反其初而乐其未知好色之时也”（黄檬《毛诗集解》）。至明何楷更坐实史事，他说“《隰有苌楚》，疾恣也。桧君之夫人与郑伯通，桧君弗禁，国人疾之。”（《诗经世本古义》）朱谋玮《诗故》则说：“伤桧之垂亡而君不悟也……亡国不知自谋也。”增添了“亡国”的内容。清刘沅《诗经恒解》又沿此说进而发挥，他说“盖国家将危，世臣旧族……无权挽救，目睹衰孱，知难免偕亡，转不如微贱者可留可去，保室家而忧危也”。二是朱熹《诗集传》首创之说，云：“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后世循其说甚众，如许谦、丰坊、姚际恒、方玉润等。姚、方二氏避开朱说“政烦赋重”，而改为泛论，姚说：“此篇为遭乱而贫窭，不能赡其妻子之诗。”（《诗经通论》）方说：“伤乱离也……此必桧破民逃……莫不扶老携幼，挈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诗经原始》）而当代学者则取朱说而强化了阶级内容，郭沫若说：“做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人又进而肯定“这是写当时劳动人民所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三是现代才出现的情诗说。闻一多说：“《隰有苌楚》，幸女之未字人也。”（《风诗类钞》）李长之以为“这是爱慕一个未婚的男子的恋歌”（《诗经试译》），高亨也说“这是女子对男子表示爱情的短歌”（《诗经今注》）。不同的是闻视此诗为男词，李、高则作女词。当然，除以上三类说法外，还有别的一些说法，因其影响不大，兹一概从略。

比较以上三说，前一说臆测成份较多，颇有附会之嫌；后二说于训诂无窒碍，于诗意亦可通，不妨二说并存。这首诗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覆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首两句起兴，把羊桃的枝、花、实分解各属一章，这是《诗经》重叠形式之一种，即把同一事物分开说，合起来才是整体。诗人眼见洼地上羊桃藤柔美多姿，叶色光润，开花结果，生机蓬勃，不觉心有所动，联想到自己的遭际，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随之在诗人心中拉近了与羊桃的距离，人与物的界线突然仿佛消失了，三、四句脱口而出，既似是自语，又像是与羊桃对话。这与首两句侧重客观描写不同，第三句赞叹羊桃充满生机，渗透了主观情感；第四句更变换了人称，直呼羊桃为“子”，以物为人，以人为物，人与物对话，人与物对比（这与一般拟人不同，因为首章末句诗人点明羊桃“无知”）。羊桃不仅在诗人心中活了起来，而且诗人还自叹活得不如羊桃！不如在哪里？就在“知”与“家”上。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全在于有“知”；男女室家，夫妇之道，本是人伦之始，能享受天伦之乐，更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而诗人却恰在这两方面作了彻底否定。所以第四句寥寥五个字中“真不知包含着诗人多少痛苦与愤慨”（蒋立甫《诗经选注》）。其容量是很大的，清人陈震《读诗识小录》指出：“只说乐物之无此，则苦我之有此具见，此文家隐括掩映之妙。”诗中这一“人不如草木”之叹，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所见后世诗文中，多半偏重于人不如草木“长生”方面，如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唐元结《寿翁兴》：“借问多寿翁，何方自修育。唯云顺所然，忘情学草木。”宋姜夔《长亭怨》：“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就是其中的显例，然皆限于羡草木长生，其内涵之深厚似不如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