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斗争中殉难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之墓。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巡抚毛一鹭阿附魏忠贤，残酷压迫、盘剥人民，激起市民强烈不满。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吏部员外郎周顺昌。顺昌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故苏州城乡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而不期群集。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大声喧哗，哭声四起。市民颜佩韦率先向两台使讼周顺昌冤，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四人亦偕诸生求其疏救，跪乞至午不起。缇骑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遂蜂拥而前，攀栏折楣，直前奋击。打死旗尉一人，余负伤鼠窜，毛一鹭赖苏州知府寇慎等保护得免。事后，苏州府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并连夜将周顺昌解走。毛一鹭则飞章告苏州民反，并三上疏，欲以擒获首乱功自解。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时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当地人士感五人之义，将他们合葬于虎丘之侧，题称“五人之墓”。复社领导成员张溥为作“五人墓碑记”。

　　位于阊门外山塘街775号，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五人墓是在明代苏州人民抗暴斗争中死难的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马杰五义士之墓。明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亲信巡抚毛一鹭勾结织造太监李实，仗势在苏州残酷剥削人民，并上疏诬陷被誉为"七君子"的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当魏忠贤所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人民激于义愤，一时云集不下万人，拥进官衙痛打缇骑，并抗议加派捐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后魏忠贤诬陷苏州人民谋反，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临刑时五义士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引颈就刃，慷慨赴义。次年（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接位，逮治阉党，定为逆案，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百姓把毛一鹭为逆阉所造的"普惠生祠"拆毁，葬五人义骨干废基，立碑大书"五人之墓"。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赞扬五义士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

　　现墓门朝南，前临山塘河，壁嵌《五人墓义助疏》碑，时在崇祯七年（1634年），参加义助者有吴默、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54人。门后立双柱出头石坊，"义风千古"字额为杨廷枢所书。过石坊是享堂，面阔三间，进深六架。明间立"五人之墓"碑，高约2．2米，1981年整修时自墓门移至此处。东次间立《五人墓碑记》石刻和清代书条石10块，多为赞颂、凭吊诗词。堂后即五人墓冢，一字横列，围以条石，作长方形，东西长16. 87米，南北宽6米，高1．35米。正面嵌五人名碑。

　　五人墓原已荒芜不堪，经两次修葺始成现状。1956年第一次整修，加砌墓冢护壁，修享堂，构围墙，植松柏。1966年起又遭破坏。1981年市文管会再次整修，井拓展基地，移建饮马桥附近一清代厅堂至此，名义风堂，井塔建长廊，植树绿化。1982年5月起重新开放，供人瞻仰凭吊。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