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十七岁的作者“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安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约于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前后作于安陆，作者与堂弟们在春夜宴饮赋诗，并为之作此序文。

李白的这篇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全文以议论开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乘烛夜游，良有以也。”吴楚材、吴调侯说这是“点夜”字”，即回答了“何时”，这固然是对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回答了另一个要素：“为何”。因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要及时行乐，连夜间都不肯放过。作者在行文上的巧妙之处，就表现在他不去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夜”宴，只说明“古人秉烛夜游”的原因，而自己“夜”宴的原因，已和盘托出，无烦词费。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编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李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李之芳园”，不是为了饯行，而是为了“叙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叙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李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叙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贯”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李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贯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李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李”之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文章展示了春夜欢叙的情景，其中交织着热爱生活的豪情逸兴，与“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感喟，这种感情矛盾的激荡，正是作者文章开阖排宕的底因。全文仅一百十九字，由感喟人生之短促，急转入盛会之良辰美景，更发为醉月咏诗之逸兴，起结飘忽，波澜起伏，传达出深长的情韵。句式短长自由，骈中行散，显示了唐代骈文向散文过渡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