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当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当时刘禹锡由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任上返回洛阳，途径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写了这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金陵是六朝故都，江东繁华之地。到刘禹锡的时代，这个城市已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它已荒落得差不多成为一个“空城”。根据诗序，当时有人写了五首关于金陵的诗《金陵五题》，刘禹锡有感于这个废弃了的故都，和作了这组诗。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着笔，反复表现“兴亡”这一核心主题。

第一首写石头城故址和旧景犹存，但人事已非，六代的豪华已不复存在，为此引发无限的感慨。诗中句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而深味其境，则各有会心。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依然在围绕着它。这里，曾经是战国时代楚国的金陵城，三国时孙权改名为石头城，并在此修筑宫殿。经过六代豪奢，至唐初废弃，二百年来久已成为一座“空城”。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的叹息默默退去。山城依然，石头城的旧日繁华已空无所有。

对着这冷落荒凉的景象，诗人不禁要问：为何一点痕迹不曾留下，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见那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如今仍旧多情地从城垛后面升起，照见这久已残破的古城。月标“旧时”，也就是“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思，耐人寻味。秦淮河曾经是六朝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曾经是彻夜笙歌、春风吹送、欢乐无时或已的地方，“旧时月”是它的见证。然而繁华易逝，而今月下只剩一片凄凉了。末句的“还”字，意味着月虽还来，然而有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此诗寄托诗人昔日繁华无处寻觅的感慨，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第二首诗表现对世事多变、荣辱无常的感叹，揭示豪门大族的荣耀难以持久，是刘禹锡最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

“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读者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

“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这些飞入百姓家的燕子，过去却是栖息在王谢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居民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

《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第三首这首怀古诗，以古都金陵的核心台城这一六朝帝王起居临政的地方为题，寄托了吊古伤今的无限感慨。

首句总写台城，综言六代，是一幅鸟瞰图。“六代竞豪华”，乍看只是叙事，但前面冠以“台城”，便立刻使人联想到当年金陵王气，今日断瓦颓垣，这就有了形象。“豪华”之前，着一“竞”字，直贯六朝三百多年历史及先后登基的近四十位帝王。“竞”当然不是直观形象，但用它来点化“豪华”，使之化成了无数幅争奇斗巧、富丽堂皇的六代皇宫图，它比单幅图画提供的形象更为丰满。

次句在画面上突出了结绮、临春两座凌空高楼。“事最奢”是承上“豪华”而发的议论，“最”字接“竞”字，其奢为六朝之“最”，可说登峰造极，那么陈后主的下场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了。这一句看起来写两座高楼，而议论融化在形象中了。这两座高楼，虽然只是静止的形象，但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对楼台中人和事的联翩浮想。似见帘幕重重之内，香雾缥缈之中，舞影翩翩，轻歌阵阵，陈后主与妖姬艳女们正在纵情作乐。诗的容量就因“结绮临春”引起的联想而更加扩展了。

第三句记楼台今昔。眼前野草丛生，满目疮痍，这与当年“万户千门”的繁华景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一个“成”字，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数百年前的盛景，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野草，其中极富深意。读者仿佛置身于惨碧凄迷的瓦砾堆中，当年粉黛青蛾，依稀可见；今日累累白骨，怵目惊心。

结句论述陈后主失国因由，诗人改用听觉形象来表达，在“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凄凉情景中，使人联想到当年翠袖红毡，缓歌曼舞的场面，不禁使人对这一幕幕历史悲剧发出深沉的感叹。

怀古诗往往要抒发议论的，但这首诗不作抽象的议论，而是把议论和具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让严肃的历史教训化作接目摇心的具体形象，使诗句具有无限情韵，发人深思，引人遐想。这样，读者毫不感到是在听诗人枯燥地讥评古人古事，只感到在读诗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第四首咏唱金陵的一处佛教古迹，生公是对东晋高僧竺道生的尊称。相传他特别善于讲说佛法，刚到苏州时，由于不被了解，无人听讲，于是就对着石头讲了起来，结果石头都受了感动，点头赞许。“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谚语，就是说的这件事。可以想见，他在金陵的传法活动也一定是非常热烈的，所以有“生公说法鬼神听”一句。不说人听，而说鬼神听，形象地渲染了当时听讲人数的众多和虔诚，这是深入一层写。但后三句却由热变冷，转写生公身后的萧条。萧条的标志是，当年的讲堂现在已经一片冷清，连夜间都不用上锁了。那庄严的高座，已是布满灰尘，无人过问。最后一句说，一方皎洁的月色，洒在庭院之中，恰好形成别具一格的优美景象。寻常之景，写来却觉别有韵味。“可”字用得妙，增添了景色的迷人之象。

第五首是组诗的最后一首，南朝有两个江令，一是江淹，二是江总。江淹没有到过北方，江总曾由陈入隋。根据此诗首句可确定这里的“江令”指的是江总。江总和陈后主等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侧艳诗，被称为宫体诗的最后一批诗人。陈亡后，江总一度入隋为官，后来放归江南，终老江都（今江苏扬州）。首句“南朝词臣北朝客”就是对江总一生的经典概括。

《江令宅》是《金陵五题》中的最后一首。创作这组诗时，正是唐后期时局动荡的时候。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是导致唐朝后期政局不稳的三个主要因素。宦官问题，“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宦官的专权骄横，威胁皇权，引起皇帝和朝臣的强烈不满。因此唐中后期，发生多次皇帝与朝官联合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其中最为激烈的两次斗争是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805年）和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刘禹锡作为在“永贞革新”中失败的朝臣，和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江州司马。距离刘禹锡第一次被贬，到奉命回京路过金陵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其间不断地被提升又被贬黜、被调任。刘禹锡来到江总黯然度过余生的地方，池台依旧，竹树森森，他成了见证历史兴亡的又一位诗人。诗中秦淮碧水这种穿越历史、延续至今的景物，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江总当日的凄凉与诗人今日的惆怅。回首前人的故事，就和每个朝代的兴亡一般，如出一辙。只有秦淮河一如既往地流淌“归来唯见秦淮碧”。

组诗前的小序提到，白居易读了《石头城》一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赞美道：“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这五首诗的确体现了刘禹锡高超的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