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代，因诗中所写皆周文王、周武王之事，故东汉郑玄的《诗谱》误以为是文王、武王时之诗。朱熹《诗集传》则将它断为成王、周公以后之诗。《史记·周本纪》谓周武王死后，“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崩，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余年不用。”《大雅·文王之声》所言皆追述周文王、武王先后迁丰、迁镐京之事，又最后一章点出“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这“子孙”当是周成王、周康王，所以可把此诗产生的时代确定在成、康之际。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有阐述，而清代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最能道出诗人的良苦用心。他说：“此诗专以迁都定鼎为言。文王之迁丰也，‘匪棘其欲’，盖‘求厥宁’，以‘追来孝’耳；然已兆宅镐之先声。武王之迁镐也，岂徒继伐，盖建辟廱以贻孙谋耳，又无非成作丰之素志。故文、武对举，并言文之心即武之心，武之事实文之事。自有日进于大之势，更有事不容已之机。文、武亦顺乎天心之自然而已，夫岂有私意于其间哉？《序》云‘继伐’，固非诗人意旨；即《集传》所谓‘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又何待言？盖诗人命意必有所在。《大雅》之咏文、武多矣，未有以丰、镐并题者。兹特题之，则必以建置宏谋为缵承大计。说者当从此究心以求两圣心心相印处，乃得此诗要旨。不然，泛言继伐，与诗无涉；即呆说丰、镐，于事又何益耶？”

从方玉润的分析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有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有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有声》末章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有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有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有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有“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