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亦简称《节》。关于其时代背景和作年，历来有宣王时（三家诗）、幽王时（《毛诗序》）、平王时（韦昭）和桓王时（欧阳修）诸说，但诗既以（终）南山起兴，则不应写的是周室东迁后事。考虑到宣王时虽用兵频繁，但毕竟号称“中兴”，与诗中描写的势臣跋扈、政权腐朽之情事不合，因此其事当在幽王时代。又《小雅·节南山之什》的前五篇哀怨忧愤，非经历国亡家破之大惨痛者不能发。《节》既有天再降饥馑、瘟疫、四方不宁及“国既卒斩”，《正月》又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也有“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和“宗周既灭”等，因而可知诸诗大致作于东、西周之交，幽王末平王初。至于《节》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剌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节》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