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从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05年）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

这首诗集中地描写了归田之后的日常生活与自适心境，诗意脉络清楚，结构次第有序。

开头四句为此诗的首层，它从正面写“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荆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叙说归隐郊野之后，罕与尘世往来，了却心头尘俗之想。“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二句是说，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下面四句为此诗的中层，着意描写田园生活的动态，继说与之交往者都是农夫，相谈的都是桑麻。与上层的静态相呼应，充满一种纯朴的动人氛围。“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披草”一词浅俗到家，但用于此处则极为传神，既写出其田园的质朴，又暗与上层“轮鞅”相对照。诗人钟情于与农夫“披草往来”，而疏远于与官吏“轮鞅”交游，其自我肖像已在其中。从“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两句看，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人披草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人事”；一起谈论桑麻生长的情况，绝对不同于计较官场浮沉，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所以，不管是“披草共来往”，还是“但话桑麻长”，诗人与乡邻的关系显得那么友好淳厚。与充满了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

最后四句是此诗的末层，说明了作者此时心中亦乐亦忧的乃是作物与耕地。“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庄稼一天天生长，开辟的荒土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在这两句中，诗人已抛开了“士人”的身份，完全向着劳动人民的方向转化。“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两句紧接上两句，农民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毁于一旦，心怀恐惧。然而，这里的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正反映着经历过乡居劳作的洗涤，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淳朴了。

这首诗内容前后紧密相连，层层向前推进，从而将个有静有动的整体田园生活，把个有乐有忧的诗人全部心境，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归隐后的作者形象鲜亮亮地跃然于纸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了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写出了乡村的幽静及自己心境的恬静。而在这一片“静”的境界中，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