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在外交上，派使者联吴；韬光养晦，对魏国劝降书不作答复，以低姿态麻痹敌国。政治上，高度集中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励精图治，笼络土著地主，缓和主客矛盾，革除刘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则，虚心纳谏，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经济上，坚决与民休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产粮食，增加储备，保护水利工程，发展煮盐、织锦等手工业，扩大财政来源。军事上，伺机平定南中叛乱，治戎讲武，训练部队。

　　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国提上日程。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认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败魏国，也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此决心展开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坚持到底。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上《前出师表》率军北伐魏国，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颌东下，关中虚弱，于是上《后出师表》决心再次北伐，急率军数万，走古道，出散关，围攻陈仓。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复兴王业不能偏安一方，所以他才把征讨曹贼的大事托付给我。凭着先帝的英明来衡量我的才干，固然他知道我去征讨曹贼，才能差，而敌人强。但是不征伐曹贼，他所创建的王业也会丢掉，只是坐着等待灭亡，哪里比得上去讨伐敌人呢？因此先帝毫不迟疑地把讨伐曹贼的事业托付给我。我接受遗命以后，每天睡不安稳，吃饭不香。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所以我五月领兵渡过泸水，深入到云南及四川南部地区作战，两天才吃一顿饭。不是我自己不爱惜自己，只不过是想到蜀汉的王业绝不能够偏安在蜀都，所以我冒着艰难危险来奉行先帝的遗意。可是有些发议论的人却说这样做不是上策。如今曹贼刚刚在西方显得疲困，又竭力在东方和孙吴作战，兵法上说要趁敌军疲劳的时候向他进攻，而现在正是进兵的时候。我恭敬地把一些情况向陛下陈述如下：
　　高祖像日月一样英明，谋臣们智谋渊博深远，却是经历过艰险，受过创伤，遭遇危难以后才得到安全，现在陛下未韶赶得上高祖，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采用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取得胜利，安然平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谈论如何才能安全、提出种种计谋时，动不动就引用圣贤的话，满腹都是疑问，胸中塞满了难题，今年不战，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孙策安然强大起来，于是吞并了江东。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慧计谋，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他用起兵来就好像孙膑、吴起一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处于险境，在祁连山上遭到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在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何况我的才力很弱，却打算不经历危险来安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获得成功，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可是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还有这些失误的地方，何况我才能平庸低下，哪里就一定能获胜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到汉中，其间不过一年罢了，可是却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将领，以及部曲中的、屯兵中的将官共七十多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都是几十年来从四处聚合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如果再过几年，那就要损失全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兵力去消灭敌人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那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正好是相等的。既是这样，不趁现在考虑攻取北方，却想用一州之地，去和曹贼长期相持。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六点。
　　天下的事情是很难评论断定的。从前先帝在楚地打了败仗，在这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被他平定了。然而先帝东边联合吴越，西边攻取巴蜀，发兵向北征讨，夏侯渊就被杀掉了，这是曹操未曾想到的，而复兴汉朝的大业将要成功了。后来东吴改变态度，违背了盟约，关羽兵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失误，曹丕称帝，所有的事情都像这样，很难预料。我小心谨慎地为国献出我的一切力量，直到死为止。至于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进行得顺利还是不顺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见的了。

注释
[1]汉：指蜀汉。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2]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3]孰与：谓两者相比，应取何者。[4]惟：助词。[5]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6]并日：两天合作一天。[7]顾：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汉之境。[8]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9]这两句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变，牵动关中局势：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夹石（今安徽省桐城县北），东吴大将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事。[10]进趋：快速前进。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7]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标》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