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被高度推崇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一个盛世。既然是“文景之治”，其治理手段和政策措施，肯定是这个盛世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文景之治”究竟有哪些“治”的内容?

一是“轻徭”。“徭”就是徭役，也就是政府把老百姓征集起来，修建大型工程。比如修水利工程，修道路交通，修边防设施，修皇家宫殿等等。

在征集老百姓的过程中，有一些是老百姓义务劳动，也有一些会发一定的补贴。不过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搞国家建设。

而“轻徭”，就是很少征集老百姓干这些事，当然也就是很少搞国家建设。

二是“薄赋”。“赋”就是税收。“薄赋”就是减免税收。汉文帝在位期间，有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还全年免田税。

汉景帝虽然在收税上略有增加，但大致也是照搬汉文帝的政策。

三是“减刑”。秦朝的时候有很多严酷的刑罚，汉文帝的时候，把很有严酷的刑罚都减轻了。而一些包括“黥、劓、刖、宫”这样的肉刑，汉文帝都予以了取消。

四是“节用”。也就是从上到下讲究节约。汉文帝非常讲究节约，他在位期间，基本上没有修过什么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朝。

如果我们仔细看上面的四条措施，我们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叫什么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不做事。或者用一个比较书面的语言，就叫做“无为而治”。

我们都有个概念，一个政府要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那必须大干苦干。修桥补路，搞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推进等等。只有这样搞，经济才上得去。

但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文景之治”，秘诀竟然是“无为而治”，竟然是“不治”，这个怎么还能称作“治世”呢?

当然了，也不能完全说没有提倡的东西。“文景之治”的时候，非常提倡一点，就是“德”。选拔官员的时候以“德”为先，官员要做道德修养的表率，同时在地方治理上要“以德化民”。

不过，“德”却是属于文化的范畴，是务虚的东西。这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说，当孩子们在学习这个“文景之治”的时候，会觉得迷惑不解。历史老师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有些说不清，因为实在没什么“治”可讲。

然而，恰恰是什么也不做的“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和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不一样。比如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社会，其能够强盛，那就是要出一位战神。只有出现了战神，他才能带着大家结束北方四分五裂的状态，征服别的地区。这样，北方才能富裕，北方的社会才会出现盛世。欧洲古代，由于处在非常复杂敏感的地域，又是海洋文明，大致和中国北方的游牧社会是差不多的，也是要能打。希腊能打，所以战胜波斯，强盛起来。罗马能打，所以战胜希腊，强盛起来。英帝国能打，所以到处都是其殖民地，让它强盛起来。

但是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不打仗，不搞大型工程修建，让老百姓安心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自然就会丰收。粮食生产丰收了，人...

王充赞成“无为而治”，这意思在《论衡·自然》中说得明白：“蘧伯玉治卫，子贡使人问之;‘何以治卫?’对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与孔子同时代人，孔子到卫国时曾在他家住过。子贡是孔子的弟子。此典出自《淮南子》，最后一句“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则是王充的点评。“不治之治”的两个案例及王充之诠释，却极易产生负面作用，有必要作点剖析。

王充说的第一个案例是曹参：“曹参为汉相，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当时天下无扰乱之变。”汉初崇黄老之术，“萧规曹随”确是一个“不治之治”典型的案例，“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其要义在于不要扰民，不要折腾，不要朝令夕改。《史记·曹参传》有一段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大概可以作为“萧规曹随”的经典诠释：“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汉相的曹参可以“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大政方针如何灵活把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具”的“法令”如何贯彻落实，以使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此这般，“参等守职”真要“遵而勿失”并不容易。倘若相国“不听政治”，官吏扰民，何人去管?倘若相国“纵酒歌乐”，上下效之，岂不扰民?

王充所说，并非出于他的杜撰，《史记·曹参传》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其子谏之”，乃是汉惠帝所“使”，而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正在曹参笞子“二百”之后。对于他的“日夜饮醇酒”而“不事事”，卿大夫以下之官吏以及宾客亦“皆欲有言”，而曹参常让他们一起喝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史记》以此种种来诠释“萧规曹随”，取材大有偏颇，叙述过多渲染。然王充之《论衡》，无论圣人贤人所言，经史子集所书，凡有虚妄的，夸张的，言过其实的，往往都有挑剔并以常识评说，对于“萧规曹随”的“不治之治”，却偏偏只述“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窃以为大有误导之嫌。

王充说的第二个案例是汲黯：“淮阳铸伪钱，吏不能禁，汲黯为太守，不坏一炉，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阳政清。”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大臣，以不畏权贵，敢犯龙颜，为官正直而有操守著称，以至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使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故虽为汉武帝所敬畏却不为汉武帝所倚重，其官越当越小。他为淮阳太守，乃是“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之后的事。因为“吏不能禁”，汉武帝方才想起汲黯，让他去啃这块硬骨头的。

汲黯亦“学黄老之言”，认为“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但他的“黄老之术”与“无为而治”，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在高层辅政，他认为大政方针应当相对稳定。因此，“黯务少事”，一有机会就谏汉武帝“与胡和亲，无起兵”，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