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斥责品行邪恶的统治者的诗。《毛诗序》指出：“《墓门》，刺陈佗也。”陈佗为春秋时代陈文公之子，文公死后，陈佗之兄桓公（名鲍）继位。据《左传·桓公五年》载：“陈侯鲍卒。再赴也（发了两次讣告）。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桓公）疾病而乱作。”陈佗在桓公病中杀太子免，桓公死后他又自立为君，陈国大乱，后来蔡国为陈国平乱，终于诛杀陈佗。据《诗序》，这首诗就是针对陈佗而发的。

但是，由于《毛诗序》中又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岐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可谓切中要害之论。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从先秦以来此诗就流传甚广，也产生了有关它的一些传说。如《楚辞·天问》云：“何繁鸟萃棘，而负子肆情？”王逸注云：“晋大夫解居甫聘吴，过陈之墓门，见妇人负其子，欲与之淫泆，肆其情欲。妇人则引诗刺之曰：‘墓门有棘，有鸮萃止。’故曰‘繁鸟萃棘’也。言墓门有棘，虽无人，棘上犹有鸮，女（汝）独不愧也？”又《列女传·陈辩女传》载：“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汝）为我歌，我将舍女。’采桑之女乃为之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大夫又曰：‘为我歌其二。’女曰：‘墓门有楳，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止。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大夫曰：‘其楳则有，其鸮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其人且亡，而况鸮乎？’大夫乃服而释之。”以上两则传说情节虽有异，但由此也可看出此诗在民间甚为流行，连劳动妇女也知道引用，或许此诗本就出自民间歌手。